【文章內(nèi)容簡介】 芋、薯、苕都可視為甘薯。直到今日，甘薯最普通的俗稱仍是紅薯、白薯、山芋。 除了嘉靖《大理府志》外，李元陽還編纂萬歷二年(1574年)的《云南通志》。這兩部書是明白記錄甘薯的最早著作，而且充分意味著甘薯是從印、緬引進的。下節(jié)中將另詳論，李氏二《志》中并多處列了“玉麥”，就是玉蜀黍，或玉米。兩種重要美洲作物同列，增加我們對16世紀云南文獻的信心。此外，語言學的證據(jù)和16世紀印、緬、滇通衢的歷史實況更幫忙肯定這兩種新大陸的作物確是從西南引進中國內(nèi)地的。 美國人類學家康克林(Harold C．Conklin)曾搜集了大洋洲諸島和非洲沿海諸部落共五百種語言和方言中甘薯的名稱，并曾與多位植物、語言、人類學家研討。大量語言的資料都說明白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葡萄牙人把甘薯帶到非洲沿海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 (Goa)，今日印尼的部分的島嶼群，和南北美洲的中緯度沿海諸地；而西班牙卻先把甘薯傳到墨西哥的太平洋岸，然后再從墨西哥的西海岸傳到西太平洋區(qū)，包括菲律賓①。 葡萄牙殖民帝國形成的歷史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早在1509年葡人已將果阿作為東方殖民地的主要根據(jù)地。1511年已經(jīng)占領(lǐng)馬剌加，即今日馬六甲。1512年即開始占領(lǐng)香料群島(也就是摩鹿加群島)。1514年已在廣州所屬屯門島試叩大明帝國的南門。葡人海上進展如此的快，他們已引進到果阿的美洲作物在印、緬、滇的傳播照理不會太慢。 另一史實，一般人并不清楚，這就是明代滇緬之間存在著一條物資、文化不斷交流的通衢大道，東起昆明，中經(jīng)大理、下關(guān)，西越保山、騰越而達緬甸。萬歷晚期曾任廣西巡撫、足跡幾遍全國、留心世務的謝肇涮，在他的名著《五雜俎》中，盛稱：“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饒。”②在他的另一著作《滇略》中，描寫了這條通衢西段的繁榮景象： “永昌、騰越之間，沃野千里，控制緬甸，亦一大都會也。山高水深，饒竹木鹿豕魚蝦之利。其人儇巧，善制作，金銀銅鐵、象牙、寶石、料絲、什器、布罽之屬皆精好，甲他處。加以諸夷所產(chǎn)虎魄、水精、碧玉、古喇錦、西洋布及阿魏、鴉片諸藥物，輻輳轉(zhuǎn)販，不脛而走四方。故其習尚漸趨華飾，飲食宴樂。諺謂永昌一日費三百石釀米，亭午以后，途皆醉人，此其敝也?！雹?綜合海陸兩方面資料看來，海道自呂宋傳到漳州和福州似應在16世紀70、80年代；而西南的甘薯似應在16世紀的最初三四十年間即已傳人云南。否則不易于1563年見于著錄，更不易解釋何以在1574年的《云南通志》里，甘薯已被六個府、州列為當?shù)匚锂a(chǎn)。 甘薯由印、緬人滇雖然比由海路人閩要早，但在我國西南諸省早期的傳播，在文獻上卻很難追溯。這大都要歸罪于明清六版《四川總志》(嘉靖1541年，萬歷1581年，1619年，康熙1671年，雍正1733年，嘉慶1816年)物產(chǎn)部分往往根本不談糧食，專重非食物的特產(chǎn)。這個劣例又影響了不少明末清初四川的若干府、州、縣志的體例。明清兩代的《貴州通志》和《湖廣總志》也犯了同樣的毛病。 甘薯自福建早期的傳播比較容易追溯。萬歷1594年由福建巡撫金學曾的提倡，甘薯在福建引起了較廣泛的注意。泉州著名學人何喬遠，在主編崇禎1629年的《閩書》時，撰了一篇《番薯頌》，贊揚它的種種經(jīng)濟價值。徐光啟在1625年至1628年編輯《農(nóng)政全書》時，把何喬遠的《番薯頌》完全征引，并派人到閩南去取薯種，并確在上海一帶試種。 廣東的甘薯可能是由葡人傳人；也可能是由閩南傳播。屈大均《廣東新語》序，作于康熙1700年，卷二十七頁廿九下：“番薯近自呂宋來，……切為粒，蒸曝貯之，是曰薯糧?！眳欠秸稹稁X南雜記》(《叢書集成》本)頁四十一：“番薯有數(shù)種，江浙間亦甚多而賤，皆從海舶來者。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香甘可代飯。十月間遍畦開花，如小錦葵?；浿刑幪幏N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粵中米價踴貴，賴此以活。有切碎曬干為糧者，有制為粉如蕨粉藕粉者?！? 茲將見諸方志的甘薯俗名列舉如下： ———————————————— ① Herald ，“1he OceanianAfrican Hypothesis and the Sweet Potato”，in Barrau，cd．，《Plants snd the Migrations of Pacific Peoples》，pp．129—136． ② 日本1795年版，卷四，頁二十五上下。 ③ 明刻本，序五年代，有“崇禎丁丑仲冬行人顧鉉查訖”之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卷四，“俗略”，頁十五下。(一)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卷二：“白芋、紅芋、紫芋?！?二)萬歷1574年《云南通志》卷三，姚安州，景東府，順寧州，“紅薯”。(三)萬歷1594年后福州一帶稱甘薯為“金薯”。(四)萬歷1595年《普陀山志》卷二頁四十三下：“番芾來自日本，味甚甘美?！?五)萬歷1606年福建《古田縣志》卷五頁廿四上：“薯，似山藥而大，有紅白二種。”棣案：此為東南沿海俗稱，甘薯為“紅薯”、“白薯”最早之例。(六)崇禎1629年《閩書》，“番薯”為早期通稱。(七)崇禎1629年江蘇《太倉州志》，“紅山藥”。(八)康熙1683年浙江《永嘉縣志》，引在乾隆1761年《溫州府志》，“番薺”。(九)乾隆1747年湖南《長沙府志》，“粵芋”。(十)乾隆1752年云南《陸涼州志》，“山芋”。(十一)乾隆1760年江蘇《崇明縣志》，“番芋”。(十二)乾隆1772年浙江《奉化縣志》：“番芋，種來自日本?！?十三)金箋門，《海曲拾遺》(嘉慶1812年)，卷六，論江蘇南通州一帶物產(chǎn)：“甘薯，俗呼番芋。江船賈客以其音不利，遂改為山芋。種得自舟山，今江北高原皆種之以佐餐?！?十四)嘉慶1812年安徽《黟縣志》，“朱薯”。(十五)道光1828年廣西《康遠府志》，“黃薯”。(十六)道光1830年山西《大同縣志》卷八頁廿三上：“白薯，俗名回子山藥。”棣案：西北一帶不乏稱甘薯為回子山藥者。如光緒1879年甘肅《豐鎮(zhèn)縣志》，卷六。(十七)道光1838年河北《新城縣志》，卷八，頁四下：“薯，本作藷，一名番薯，一名土瓜，一名地瓜，一名紅山蕷。”（十八)陶澍，《陶文毅公全集》 (1839年后刊本)，卷廿六，頁一上至三下，詳述溫、臺一帶之人至皖南山區(qū)廣植“山薯”。(十九)同治1864年山東《寧海州志》，“玉薯”。(二十)同治1870年湖南《江華縣志》，“黃薯”。(二十一)光緒1895年四川《敘州府志》卷二十一頁四下：“甘薯……大者名玉枕薯，按各廳縣皆產(chǎn)?！?二十二)光緒1902年貴州《仁懷廳志》，“黃苕”。(二十三)徐有榘，《種薯譜》(朝鮮，1834年)，頁二上至三下，“甘薯”，“番薯”，“紅山藥”，“赤芋”，“琉球芋”，“番茄”。計甘薯名之可考者，共二十六：(一)甘藷，(二)白蕷(芋)，(三)紅蕷(芋)，(四)紫蕷(芋)，(五)紅薯，(六)白薯，(七)甜薯，(八)金薯，(九)番薯，(十)紅山藥，(十一)番芾，(十二)番薺，(十三)粵蕷，(十四)番芋，(十五)山芋，(十六)朱藷，(十七)黃薯，(十八)回子山藥，(十九)土瓜，(二十)地瓜，(二十一)紅山蕷，(二十二)山藷，(二十三)黃苕，(二十四)赤芋(朝鮮)，(二十五)琉球芋(朝鮮)，(二十六)番茄(朝鮮)。 甘薯在18世紀傳播日廣，固與人口增加，食料需要日廣有關(guān)，但也部分地由于官方的倡導。如陳宏謀撫陜，于乾隆1745年明令治下州縣認真引進薯種，教民種植。其文集《培遠堂偶存稿》(無確切刻刊年份)，“文檄”，卷二十，頁一上至一下：“甘薯……俗名番薯，又名紅薯……其種來自海外，閩廣最多，浙江之寧波、紹興，江南之崇明，河南之汝寧、汝州，江西之廣信、贛州、南安皆有之。近來江北亦皆試種。”并正式命令：“正雜各官，有閩、廣、江、浙、蜀、豫之人，正可從家鄉(xiāng)覓帶薯種，在城身先試種。如署中有能知種法者，竟可散之民間，教人種植，費力無多。一年生薯，其藤無數(shù)，一處得薯，到處傳種，不幾年而遍一邑矣。”案，陳宏謀歷任封疆二十年，以身體力行聞于當世，終拜大學士。1745年冬十二月，其下屬官確已自江、浙、豫、蜀等省“購覓薯種，并雇有善種之人到陜”。故此類官方倡導，決非衰世一紙空文所可同日而語。嗣后，乾隆十七年(1752年)，直隸、山東等省又推廣甘薯的種植。終18世紀，督撫以下各省大吏，如布政使、按察使之流，亦不乏熱心倡導廣種甘薯以備荒者。乾隆皇帝本人，鑒于1785年河南夏糧歉收，親下諭令。豫撫畢沅，雖對人民生計之關(guān)懷遠不如陳宏謀，亦不得不認真推廣甘薯的種植。當18世紀太平盛世，官方三令五申地督倡，的確起了積極的作用。不過，在農(nóng)作物發(fā)展的歷史上，官方倡導雖能起作用，但新作物之所以能不斷地被農(nóng)民接受，還是要看它的經(jīng)濟價值。自18世紀中葉直至太平軍起義，甘薯隨著玉蜀黍，逐步進入長江內(nèi)地的丘陵地帶，特別是集中在川、陜間的山地，湖北省西南部的山地，和湖北西北部漢水流域的山地。為避免重復，這一段甘薯傳播的歷史，將在下兩節(jié)討論玉蜀黍和馬鈴薯時再較詳討論?？傊?，四百余年來，甘薯對中國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對雜糧種植的多樣化，起了極深刻的影響。朝鮮“湖南按察使”徐有榘，在1834年編輯了一部《種薯譜》，曾征引了1765年某朝鮮大員派人赴日本引進甘薯時所作的一首詩。前兩句：“萬歷番茄始人閩，如今天下少饑人?！边@首詩雖稍有夸張，但最能說明甘薯的歷史作用。直至今日，甘薯是我國最重要的輔助食糧之一。由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國甘薯的產(chǎn)量在世界上占有壓倒的優(yōu)勢。 表二 世界甘薯生產(chǎn)概況(1973年) 播種面積(公頃) 公頃平均產(chǎn)量(公斤) 總產(chǎn)量(公噸) 全世界 15069000 8850 133366000 中國 28100130 9399 111000000 日本 90000 22222 2000000 美國 51000 10932 561000 (三)玉蜀黍早在1906年西方著名漢學家和人類學家洛佛(Berthold Laufer)，初露頭角，撰了一篇《玉蜀黍傳人東亞考》。這篇文章不是他成熟之作，主要的史料是根據(jù)陳元龍所輯，1735年問世的《格致鏡原》?！陡裰络R原》所引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是明代杭州學人田藝蘅的《留青日札》(序作于隆慶1572年)。此書，卷二十六，“御麥”：“御麥出于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jīng)進御，故曰御麥。干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須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于頂，實結(jié)于節(jié)，真異谷也。吾鄉(xiāng)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甭宸鹚梦魑馁Y料，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士厄拉達(Martin de Herrada)的追憶錄。厄拉達曾于1575年隨中國訪菲官員匆匆訪閩，途經(jīng)漳州、泉州和福州。據(jù)厄拉達，當時中國政府每年所征的玉蜀黍?qū)嵨镒舛愐殉^兩千萬hanegs(每一haneg略等于1．6英國bushels蒲式耳)①。少壯的洛佛雖對中國原始史料尚不熟悉，雖尚不能洞悉厄拉達所言玉蜀黍?qū)嵨锒愵~的荒謬，但對《留青日札》中“出于西番”一語非常重視。因此，他又征引了幾種19世紀后半葉、20世紀初年西方人對西藏、西康、云南、海南島的游記。洛佛最后的結(jié)論是玉蜀黍是在16世紀經(jīng)緬甸輸入云南和中國內(nèi)地的；在作物傳播的歷史上，一般而言，陸路傳播優(yōu)于海路傳播。此文雖史料不足，不免錯誤和偏激之見，但已呈現(xiàn)出洛佛治學的魄力和權(quán)衡輕重的能力。上節(jié)討論甘薯傳華所引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卷二提到：“來麰之屬五：大麥、小麥、玉麥、燕麥、禿麥?！崩钤柫碜娜f歷1574年《云南通志》，卷二，已經(jīng)種植“玉蜀黍”的地區(qū)有云南府、大理府、騰越州、蒙化府、鶴慶府、姚安府、景東府、順寧州和北騰州。其中六個地區(qū)同時已種植甘薯(紅、白、紫蕷)。不用說，“御”字很早就被同音的“玉”代替，而且在明代正式植物學名稱，是玉蜀黍，也離開了原來的“御”。鑒于葡人遠洋航行對食物作物的極端注意，在亞洲拓殖的積極，和當時滇緬商務交通的頻繁，玉蜀黍先傳進云南是非常合理的。初看令人驚異的是，據(jù)我遍檢北美各館所藏中國方志之后，玉蜀黍最早的記錄是在嘉靖1555年的河南《鞏縣志》，卷三，頁一下?！肮阮悺绷杏校骸笆?、稷、稻、粱、粟、麻、菽麥、蕎麥、秫、麰、稗、豆?！痹凇肮阮悺钡淖詈蟛攀恰坝覃湣薄ｌ柨h位于洛陽與鄭州之間，距云南邊徼和閩粵沿海都很遠。要了解玉蜀黍在鞏縣留下了最早的紀錄決非偶然，我們有必要簡單討論明廷和西方的關(guān)系?！睹魇贰肪砣偃骸拔鞣次髑?，種類最多，自陜西歷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案明代的陜西就是清代的陜甘，包括陜西、甘肅兩省?！睹魇贰肪戆耸妒池浿舅摹贰安璺ā保骸胺耸热槔遥坏貌?，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設(shè)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佘里。”換言之，從甘肅中南部蘭州、鞏昌(府治在今隴西)南越岷山，順四川盆地的西緣南下進云南境。茶馬市北方的重點在甘肅的秦州和青海的西寧，南方的重點在成都西南的雅安、榮經(jīng)、漢源。再往西即是朵甘，朵甘就是西康，更西南就是烏斯藏?！睹魇贰肪砣儇σ蛔詈笮〗Y(jié)：“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為邊患，故來輒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為命，故設(shè)茶課司于天全六番[案：清代曾改為塔門縣，屬雅州府]，令以馬市，而人貢者又優(yōu)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怨饰髭镅缛?，終明世無番寇之患?！边@種制度化的、專為西番而設(shè)的茶馬市是玉蜀黍向京師和中國內(nèi)地輸進的可能媒介之一?！? 引在Berthold Laufer，“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 Asia”，《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Americanistes，xve session》，1906． 另一更大可能傳進的媒介是明代云南諸土司。真正的“西番”算是“西域”的一部分，“西域”在明代算是“外國”。而云南諸土司卻是明帝國的一部分，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