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案件，法院仍維持原判的比比皆是，可見法院的裁判尺度本身不會因監(jiān)督權的介入而發(fā)生改變，檢察機關作為原告不會對審判獨立造成沖擊。其次，“這個問題即使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刑事案件中也存在，但并沒有對制度造成消極的影響?！盵5]檢察機關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國家提起公訴，同時檢察機關對生效的判決又具有抗訴權，但司法實踐證明，這種制度設計并未影響到法院獨立審判。如2008年最高法院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全國各級法院“五年來，依法宣告萬名刑事被告人無罪”。再次，檢察機關和法院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均將追求公正作為自己神圣的職責。不能僅根據(jù)理論的推演就臆測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會“影響”審判獨立，更不應僅僅因為“懷疑”便因噎廢食，理性的做法應當是根據(jù)司法實踐的需要，借鑒檢察機關提起刑事公訴的經(jīng)驗，構建合理的公益訴訟制度。[6]（四） 是否影響當事人的處分權有學者認為，由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是對當事人契約自由的侵犯，也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粗涉。按照傳統(tǒng)訴訟理論，在民事糾紛中當事人具有自由的處分權，而當事人處分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程序提起權，即所謂的“民不告，官不究”。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無疑會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造成侵害。因為“檢察機關本不享有訴權，也無享有訴權的法理依據(jù)。如果強行賦予其公訴權，不僅是對當事人訴權的蔑視，而且直接損害了當事人的自由處分 權”[7]。對此問題我們認為，首先，任何權利都是有邊界的，處分權也不例外。當事人對其權利的處分以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為底線，否則，國家就必須進行干預。現(xiàn)代民事訴訟理論將權利的保護和禁止權力濫用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益訴訟，正是國家對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進行干預的體現(xiàn)。其次，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并非檢察機關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唯一方式，應根據(jù)不同的情況靈活處理。如有直接受害人的，該受害人又愿意提訟，則檢察機關可以轉而適用支持等其他方式，僅僅對判決涉及的公益部分適當提出法律意見；如果沒有直接受害人、又或者直接受害人不愿導致該侵害行為無人主張權利時，則檢察機關應當通過提起公益訴訟維護公共利益。二、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通過上述論證，我們認為由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現(xiàn)實的必要性。但是，對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作一定的限制同樣是非常必要的，既可以防止檢察機關過多干涉私權領域，又可以避免有限的檢察資源不堪重負、疲于應付?？紤]到公益范圍的不確定、檢察機關本身職能的特殊性、以及依照民訴法第五十五條的規(guī)定可能存在多個適格主體的情況，檢察機關欲提訟程序，需具備必要的前置條件和啟動原則。（一） 對訴訟范圍的有限選取原則公共利益最顯著的特點，在于受益主體的不確定性，只要這種利益呈開放式的狀態(tài)，并且不排除社會大眾享用的機會，一旦侵犯了該利益將導致不確定的大多數(shù)人受害的，原則上即可以歸為公益的范疇。據(jù)此有人對公共利益定義為“一定區(qū)域內的某個共同體多數(shù)人的整體利益。它包括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利益”。檢察機關能夠提起的公益訴訟，也應局限于上述范圍之內，一些情況下，盡管受害人為大多數(shù)人，但只要其范圍是可以確定的，都應排除在外?，F(xiàn)階段，諸如國有資產(chǎn)流失類案件、環(huán)境污染類案件、壟斷類案件、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都在此列。應當注意的是，公益與私益常呈現(xiàn)一種互相交織的狀態(tài)，絕大多數(shù)公益中都包含了私益。以環(huán)境污染案件為例，它造成的損失通常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某些個人和企業(yè)遭受健康和財產(chǎn)上的直接損失；二是因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受破壞需要治理和恢復的費用。前者因受害對象明確，損害結果與侵權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緊密，應屬于純粹的私益訴訟范疇；而后者才是公益訴訟的對象。所以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應當注意排除損害后果中屬于純私益的部分，只需對公共利益遭受損害的部分提訟，這種去私益化的方式更符合公益訴訟的本質和目的。（二） 主體重合情形下的讓位原則修改后民訴法第五十五條規(guī)定的公益訴訟提起主體有兩類：一是“法律規(guī)定的機關”，二是“有關組織”。實踐操作中就可能出現(xiàn)多個主體同時擁有權利的情況，即所謂的主體重合，在這種情形下，應理順其他主體與檢察機關之間的關系。檢察機關的職能有其特殊性，在民事領域，其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以監(jiān)督者的身份出現(xiàn)，這一角色定位決定了由檢察機關來作為訴訟的發(fā)起者并非一種常態(tài)化的選擇。民訴法修改以前，公益訴訟舉步維艱，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法律沒有明確規(guī)定公益訴訟的提起主體，法院往往以主體不適格而不予受理，檢察機關為了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得已才直接提起公益訴訟。但修改后民訴法明確了“其他組織”的主體資格，只要這些組織愿意提訟，案件就能夠進入司法程序，此時檢察機關沒有必要成為公益訴訟的原告，讓位于其他適格主體更符合其職能定位。（三） 窮盡其他手段的后置原則檢察機關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手段有多種，包括支持、督促、附帶民事訴訟、直接等等。如民訴法第十五條規(guī)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痹凇捌渌M織”具備作為原告條件的公益訴訟 中，檢察機關可以支持其提訟，提供必要的法律幫助，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協(xié)助原告收集相關證據(jù)。如果通過其他方式可以達到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那么直接提訟就不應成為檢察機關的首要選擇。三、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構建（一） 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舉證責任，一般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收集或提供證據(jù)的義務，并有運用該證據(jù)證明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敗訴的后果。在民事訴訟中一般遵循“誰主張，誰舉證”原則，針對不同的案件還有舉證責任倒置和過錯推定等原則。有學者認為，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應完全適用“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因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具備收集證據(jù)的有利條件，所以檢察機關應當承擔舉證責任，而且收集的證據(jù)必須確實、充分，足以證明被告有侵害公益的違法行為。但我們認為，應該根據(jù)案件的不同類型，確立一般舉證與特殊舉證相結合的原則，不能簡單地一刀切。對于普通的侵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由檢察機關舉證為主。對于特殊類型的案件，仍應按照法律的特殊規(guī)定。如環(huán)境污染案件，檢察機關對侵權行為、損害后果進行舉證，而對兩者之間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則由被告方承擔。這樣的舉證責任分配，也是考慮到檢察機關雖然可以擁有比較寬泛的調查取證權，但仍受限于民事案件取證方式的限制，諸如環(huán)境污染這類比較特殊的案件，仍參照證據(jù)規(guī)則的相關規(guī)定處理較為適當。（二） 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證據(jù)是證明案件事實的依據(jù)，最終決定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也不例外，是否賦予其調查取證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檢察機關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效果。令人欣慰的是修改后民訴法第二百一十條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因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的需要，可以向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查核實有關情況?！边@是以法律的形式對民事檢察調查權的確認。有人擔心，檢察機關擁有調查取證權，會造成公益訴訟雙方當事人地位上的不平等。但我們認為，首先，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案件一般社會影響較大，案情疑難復雜，專業(yè)性和技術性很強，檢察機關擁有調查取證權，有利于查清危害國家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是否發(fā)生，國家及社會公共利益遭受了多大損害，涉嫌主體是否具有過錯等情節(jié)。比如在國有資產(chǎn)流失案中，查清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幕后交易的情況，如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故意造成國有資產(chǎn)流失；當事人雙方有無故意規(guī)避法律法規(guī)和鉆法律法規(guī)漏洞的事實等。[8]如果檢察機關沒有調查取證權，此類案件只能寄希望于侵害者的良知了。其次，涉嫌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主體多為經(jīng)濟實力雄厚的企業(yè)、集團或者行政主管部門，這些主體或者是涉嫌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生產(chǎn)者、經(jīng)營者，或者是直接管理者，他們清楚事實真相，掌握證據(jù)資料，具有優(yōu)勢的取證、舉證能力。再次，與普通公民、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相比，檢察機關的主要優(yōu)勢之一便是具有調查取證權，這也是許多學者將檢察機關視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強有力主體的原因。因此，對于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案件，應當賦予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具體包括：向涉案單位及個人調取物證、書證；詢問證人，收集證人證言；查詢涉案單位及個人存款、匯款；對現(xiàn)場進行勘驗； 委托有關部門對技術性、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對相關證據(jù)進行保全等。（三） 檢察機關的處分權我國民訴法第十三條規(guī)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當事人通過行使相應的訴訟權利來處分實體權利。這些訴訟權利主要包括放棄、變更訴訟請求，與被告和解，接受調解直至撤訴等。那么在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是否具有處分權？又具有哪些處分權？有學者認為在民事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和公眾意志，訴訟權利的行使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讓渡、放棄，而檢察機關并非真正權利主體，因此不應具有處分權。還有學者認為檢察機關只能行使部分處分權，而且要受到嚴格限制，“除非已提起的公益訴訟證據(jù)不足，法院允許撤訴外，凡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被告行為明顯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不允許撤訴； 同時，原被告雙方和解也應受到相應的制約。”[9]但我們認為，在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應當被賦予完全的處分權。首先，從權利平等的角度，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享有的權利應當?shù)韧谄胀ㄔV訟中的原告，在對方當事人享有處分權的情況下，若檢察機關不享有處分權，無法保證與對方當事人的地位平等，不利于訴訟活動的充分有效開展，更不利于社會公益的維護。其次，從訴訟效率的角度，檢察機關根據(jù)調查取證的情況，依據(jù)訴訟程序的進展變更、放棄訴訟請求，接受調解、和解都應該是合理的，檢察機關合理使用處分權可以使案件處理更加靈活，避免案件審理的過分拖延，從而提高訴訟效率。再次，從訴訟結果的角度，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取決于其提供的證據(jù)、對方的辯論、法官的主觀判斷等因素，并不是檢察機關所有的訴訟請求都能夠得到法院的支持。處分中放棄的權利和利益，并不一定就是裁判中一定可以獲得的權利或利益。綜上，檢察機關在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中，應當擁有完全處分權。當然也需要對該權力加以必要限制，如“人民法院對此應依職權從程序和實體兩方面進行審查核實，若有與公益訴訟性質不相符合的訴訟活動，人民法院應當實行國家干預原則進行干預?！盵10]除此之外，法律規(guī)定的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也可以對檢察機關的處分權進行監(jiān)督。（四） 訴訟費用的承擔對于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是否需要交納訴訟費用，學界的觀點并不統(tǒng)一。有學者認為，檢察機關為了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提訟，不是為了檢察機關自身的利益，不應當承擔訴訟費用。而且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機關，其財政來源和訴訟利益都出自同一特殊利益主體，即公共利益，因此沒有收取訴訟費的必要。[11]從鼓勵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更好地維護公共利益的角度看，上述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認為檢察機關交納訴訟費用更具合理性。首先，訴訟費用是當事人對公共開支的分擔，也是對占用審判資源的一種補償，主體應當預先支付一定的費用，待判決后該費用一般由敗訴方承擔?！皯斆鞔_訴訟費用是要件之一，假如當事人不依法繳納，那么他的訴權行使將受到阻礙。”[12]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也不應例外。其次，收取訴訟費用具有促使當事人審慎行使訴權，防止權利濫用的目的?！安粩嘤薪?jīng)驗告訴我們，每一個擁有權力的人都易于濫用權力，并盡其最大可能地行使它的權威?！盵13]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的提起人，也存在濫用訴權的可能，所以應當繳納訴訟費用。而且如果檢察機關免交訴訟費用，會造成與對方當事人事實上的不平等，甚至損害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