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品位與職業(yè)技能的關系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問題分歧較大。所以，法理學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似乎還不完全是現(xiàn)實性不足(這當然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而是由于理論的不充分所導致的法理學、甚至整個法學在中國都在向“對策學”方向的發(fā)展，以及對法學所抱的實用主義的非科學的態(tài)度。當這種思考達到了一定的規(guī)范標準，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層次和系統(tǒng)性，則成為理論。相信部門法學者也同意這個意見。其危險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觀隨意地視為一種統(tǒng)治的(對有權力者而言)、謀生的(對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關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據法律的思考”所取代。作為學術研究，法理學的特點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論成果，接過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標繼續(xù)奔跑。)后來者不過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問題意識把自己時代的問題再現(xiàn)出來。)、斯密問題。只要我們是尊重人類法律文化遺產的，只要我們樂意遵循學術研究的基本規(guī)范，就始終需要借鑒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教者不感興趣，學生也勉強聽講。本來，“關于法律的理論”與“根據法律的思考”之間是互補的關系，現(xiàn)在似乎“根據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關于法律的理論”則成為多余的、奢侈的、休閑性的。法官則會考慮律師所提出的訴訟請求和理由是否成立。這個問題的關節(jié)點，也不是法理學乃至法學的實踐性不強，而是這些學科的理論性不充分，以至于沒有能力應對現(xiàn)實。甘重斗的“在改革開放中創(chuàng)新法學理論”、張文顯的“改革和發(fā)展呼喚著法學更新”、張傳幀的“試論商品經濟與法學基本理論”，《現(xiàn)代法學》，1988年第5期。)的法理學似乎當然應該屬于科學之列。(注：參見黎國智：“變革和創(chuàng)新我國法理學”?！　¤b于此，筆者感到，如果能夠對法律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總體角度上的檢視，探討、說明法理學(不是作為一個學科的法理學，而是作為全部法學的基礎內容的法理學)的“科學性”之成立條件、內容及其界限，或許能夠為法理學理論與法治建設實際的結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所以，我以為理論本來不應該是神秘的，而是相當日常化的活動的結果。然而，更普遍的情況是，有的學者往往認為，部門法學的理論問題應該由法理學來解決，而法理學如果缺乏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夠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這個時候，法學就已喪失了作為科學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即使是面對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鑒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這個時候，理論研究必然從抽象問題開始。但是，形式合理性的發(fā)展帶來的卻是嚴重的實質的不合理。例如所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產品責任、合同責任、法的本質、法的作用、權利本位等等。李達先生幾十年前就說過：“法理學的研究，在中國這樣不發(fā)達，據我看來，主要是由于法學家們不予重視，好象認為是一個冷門。這種情況下，過于強調分工的話，其結果必然是加劇了學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間的隔膜，進而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