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參照系之后，這本身就蘊藏著地方性規(guī)則與全國性規(guī)則，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沖突的可能。針對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性質不同，我提出如下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限定范圍：　　(一)屬于最基本、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必須要由國家法運用強制性規(guī)范予以確定和調整，如刑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就是如此，對這類社會關系，國家法必須不折不扣地站穩(wěn)立場，歸于國家法調控的范疇，如殺人、嚴重違法和犯罪等這類社會關系，民間法是無權干預與分享，更不能用民間法去規(guī)避、私了國家法。如哈耶克所講的“我們幾乎不能被認為是選擇了它們。這些人情、禮俗、宗法、習慣或有明文規(guī)定或相定約俗而成，它具有多樣的形態(tài)，“它們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建立水土保持監(jiān)測網絡，對全省水土流失動態(tài)進行監(jiān)測、預報，省人民政府定期將監(jiān)測、預報情況予以公告。有的是加以制裁，使其利益受到損失，如重罰和多出勞役等，嚴厲的懲戒，有的還可以處死。從好的方面講，習慣、民俗作為鄉(xiāng)土社會自發(fā)秩序的規(guī)則系統(tǒng)，這套傳統(tǒng)或地方性知識是經由不斷試錯、日益積累而艱難獲致的結果，是人們以往經驗的總結，是長期演進的產物。因為，沒有一個基本的限定，泛法律主義的背后可能進一步造成和加劇社會的混亂。如此說來，國家法與民間法的矛盾和沖突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就是無法避免的現象。由于中國城鄉(xiāng)的經濟差別，現代化、工業(yè)化的生產方式還沒有深入農村，因此即使是國家權力以“法治”的名義或方式進入鄉(xiāng)土社會也是困難的。特別是在民事關系中，權利人才是自己私利的真正、唯一的享有者和支配者，我們所要做的只是為權利人行使權利創(chuàng)造條件，提供機制，而不是代替其行使權利?！　?三)共生性。　　能否這樣認為，在中國轉型期“二元結構”的實際條件下，我們對國家法的理想期待還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說我們完全指望通過國家法來解決農村問題。因為(1)來自于西方社會語境中的多元法的思維、存在非國家法的認識是否非常適合和有利于中國的法制建設?(2)如國家法之外存在各種各樣的非國家法，社會無疑被切割成無數的“法律碎片”，完整的法律被無疑肢解為各種各樣的“零部件”，我們又如何來整合它們與國家法之間，“法律碎片”之間可能存在的沖突?(3)當一個社會存在兩個或更多的法時，當發(fā)生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沖突時，當糾紛納入司法程序解決時，民間法到底還有多少合理的價值?或者說在多元的法律制度中，法院應持的立場是什么?他們如何理解和預料那種法律可能對他們帶來更好的結果?這些問題都是學術界有待探討的，既然是探討，為便于探討，本文仍然使用民間法這一概念?！　】梢赃@么說，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從整體上講是在疏離和松弱國家法，國家法是萎縮的，民間法顯得活躍與興盛。其實施可能由特定的一些人負責，也可能依靠公眾輿論和某種微妙的心理機制” [1]鄉(xiāng)民們在對待和處理公共生活的沖突和糾紛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