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種“訴訟階段論”，必然造成擔當搜集證據(jù)查明事實責任、采用行政性手段的偵查階段在案件處理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由此導致法院權威的失落。 然而，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對這種“真實性的情況保障”未作任何規(guī)定。同時，這種“警察特權”也是對法治的一個反諷。面對并詢問證人尤其是反對自己的證人，這是一項被國際法律文件普遍認可的被告人的基本權利，然而，在我國不僅制度闕如，甚至許多司法人員也未意識到被告應當享有這項權利。這使司法改革成為必須，而更在其先的，是司法人員乃至整個社會觀念的變革。因為證人不出庭，庭前偵查階段取得的有利指控的證言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jù)，由此而能避免庭審時交叉詢問與法官直接詢問造成證人證言的改變從而使指控受到損害。英美法諺稱“警察是法庭的仆人”，就主要是指警察必須根據(jù)法庭傳召出庭作證。這一規(guī)則的基本內(nèi)容各國相同，但在大陸法系國家，一般表述為“直接言詞原則”，而在英美，則被稱為“排除傳聞證據(jù)規(guī)則”，是英美證據(jù)法中最重要的規(guī)則。其二，控辯雙方在訴訟中存在形式上平等的關系，就像辯護方不能強制公民向其作證一樣，控訴方通常也不具有這種強制力量，只有中立和獨立的法院才能賦予他們這種權力。 為什么出現(xiàn)上述現(xiàn)象？首先，這是因為強制力量上的差異。然而，由此得出證人不作證的結論就大謬不然了。這是我國刑事訴訟中通行多年的，甚至被視為天經(jīng)地義的觀念。而由于證人證言是各類案件中最普遍最大量的一類證據(jù)，法院判決往往就是建立在這些書面證言的基礎上。 其三，警察不作證。證人包括警察證人不出庭，大量使用書面證言的做法，違背了司法的規(guī)律，造成明顯的程序不公正乃至實體的不公正。對法院出庭通知的“執(zhí)行難”，與法院裁判的“執(zhí)行難”一樣，反映了我國社會中法院權威乃至法治權威不高。 追溯根源，上述現(xiàn)象反映了我國司法制度乃至社會政治結構上存在的嚴重缺陷。直接使用這種證言定案的做法是建立在對取證人高度信賴的基礎上。例如“關于被告人某某某投案情況的證明”、“關于審訊情況的證明”等。我國刑事審判在書面證言“常態(tài)化”的同時，對書面證言的運用，又未規(guī)定必要的限制條件?，F(xiàn)代各國刑事偵查制度，通行一條基本原則：“強制偵查法定原則”，又稱“司法令狀主義”。警察通知證人到公安局接受詢問，一般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