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市場網絡中，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ies）比雙邊關系（bilateral）更普遍，人們如何組織一組交易依賴于其他交易如何安排。 知識傳遞可以被看作獨立的各方分享公共資產時更一般的搭便車問題。與現實的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分享這種知識可能具有社會效率，原則上對雙方都有利，但此處的兩難是如何確定交易支付。它在一個現代式財團內資助和支持新生公司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例如，Shepard（1993）的研究表明，對于維修服務，努力是難以度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煉油廠來監(jiān)督成本和收益可能很棘手（tricky）。然后假定所有成本在這種意義上都是不可簽約的；即，由于各種成本的水平或挪用都不便于外部監(jiān)測，所以這種成本不會成為契約的組成部分。16 這一邏輯也解釋了為什么外部代理人一般都比內部銷售員得到更高的傭金率。企業(yè)大都處于廣泛的伙伴關系之中；例如，1996年有報道說Genentech有10個營銷伙伴、20個許可協議和15項以上的正式研究協作（Powell, p. 205）。衛(wèi)星廣播需要大量的高度互補活動，如節(jié)目編排、提供分銷系統（衛(wèi)星、發(fā)射器和家庭接收器）和開發(fā)編碼設備（以限制免費接收）等，所有這些都必須在提供廣播服務之前就制作出來。 （三）航空聯盟 不依賴于所有權的密切合作的另一個例證是近幾年發(fā)展迅速的航空聯盟。不同于日本的分包制度，這里存在某種契約支持。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減少了潛在的信息非對稱，從而有助于表現評價和重新談價。 這種制度賴以運行的關鍵顯然是相互作用的長期性和重復性。這種模式如敲竹杠故事所預言的那樣，由于設計上的投資是高度專用的，并且不能完全受契約保護；因此，外部供應商將不會作出這種關系專用性投資，以免投資到位后被買方敲竹杠。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么作為個人對立面的企業(yè)必然擁有資產。如果雙方為了提高其討價還價地位過多地投資于改善他們的外部機會，那么第三方控制是理想的（Holmstrom 和Tirole, 1991。如果在所有投資水平上都有V≡VB＋VS，那么投資的個人回報正好等于社會回報，由V的導數來度量。如果兩項不同的資產屬于同一所有者，那么就只有一個一體化企業(yè)；如果它們屬于不同的所有者，那么就存在兩個企業(yè)，這兩者之間的交易就是市場交易。首先，它與預先的（upfront）事前投資的直接成本無關。希望被忽略的那些作者能夠諒解。兩種理論盡管在經驗涵義上完全不同，但都注重產權在不完全簽約和潛在敲竹杠的世界里支持關系專用性投資的作用。一方為了和另一方交易就必須作出一項投資。Coase認為其原因在于不完美信息的世界里存在交易成本。這種事后討價還價，2使汽車制造商可以利用沖模不能他用的事實來迫使供應商降價，從而攫取供應商所期望的部分投資回報。另一組例子所呈現的是，敲竹杠問題看來很小，因此邊界選擇必然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驅動。然而著重點上的這種轉變對Williamson理論的操作內容影響不大，他仍然堅持早期思想，即人們必須區(qū)分出單個交易的關鍵維度，以便使每一個交易在用這些維度來描述時，都能被映射到一個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中。 第三，如果更一般地考慮到官僚和科層成本，那么把交易當作分析單位便會出現問題，因為這些成本很顯然不是與單個交易有關，而是與科層所涵蓋的整個交易集有關（Milgrom和Roberts, 1992, pp. 3233）。一旦投資作出，事后討價還價決定了投資回報的分配。使VB對B的投資最敏感的那些資產應該由B擁有。事實上，如Whinston（1997）所說，適合于檢驗Williamson三要素框架的大量經驗研究對現代產權模型沒有任何說明作用。其特點是與少數獨立供應商保持長期密切關系，這看起來似乎混合了市場和科層的基本要素。再者，因為對于任一部件、元件或系統，日本汽車制造商一般都只有極少數的供應商，所以供應商似乎處于這樣一種地位，它可能以停止供應緊缺部件來威脅生產商，企圖進行機會主義重新談判。 擁有少數供應商對日本供貨系統來說是至關重要的。Nucor經營著許多微型工廠，它們用廢料（主要是車身）作為生產原料。這些操作需要許多知識以及與鋼廠廣泛的信息交流，以使投入和最終產品需求相匹配。飛行員資歷是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這肯定只有很少一部分歸于其實物資產所有權。然而度量成本和代理考慮卻成為核心問題。事實上，所涉及的資產根本就不太專用。他們描述了每個國家煉油公司與加油站經營者之間的各種契約安排，以及在美國各加油站所有權的重大差異。公開上市的企業(yè)可以利用動態(tài)股價中包含的信息優(yōu)勢。 （三）知識傳遞和普通資產 信息和知識是組織設計的核心，因為它們導致了市場和企業(yè)中都存在的契約和激勵問題。商業(yè)全球化的趨勢特別助長了世界各地企業(yè)間的吞并和知識共享。 必須承認，我們支持該論點的大部分證據都是軼事的和印象主義的。參考文獻: Aghion, Philippe, and Jean Tirole, “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105, 127. Ahmadjian, Christina, and James Lincoln, “Changing Firm Boundaries in Japanese Auto Parts Supply Networks,” draft,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1997. Andersen, Erin, “The Salesperson as Outside Agent or Employee: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Marketing Science, 1985, 4, 23454. Andersen, Erin, and David Schmittlein, “Integration of the Sales For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15, 38595. Arrow, Kenneth,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5, 6, 17382. Asanuma, Banri, “Manufactur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in Japan and the Concept of RelationSpecific Skill,” The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89, 3, 130. Asanuma, Banri, “Japanese Manufactur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Paul Sheard, ed.,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St. Leonards, Australia: Allen amp。那么，在第一行與第一列的交叉處必然存在一個正值：所有權影響投資激勵。21 我們認為，知識傳遞是并購和企業(yè)橫向擴張的一個非常普遍的推動力，特別是在開發(fā)了新技術或發(fā)現了新的市場、技術或管理制度時。盡管保護少數股東的法律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實現這種承諾，但Thermo的創(chuàng)建人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才建立了一個對下屬單位既不過度干預也不取消資助的聲譽。 LaFontaine和Slade（1997）更一般地考慮到各種零售業(yè)務，證明了所采用的契約和所有權安排與代理問題是對應的。因而對現實模式的一種解釋是：分配所有權以提供成本控制的適當激勵。例如，水果超市和百貨商店。 Andersen和Schmittlein, 1984）。 微軟和以它為中心的企業(yè)間關系網提供了另外一個例證。 為什么這兩家航空公司沒有一體化？限制國外所有權的管制和潛在的政府反托拉斯起訴是一個因素，也許還有稅收因素。在英格蘭，Co鋼鐵公司已發(fā)展到依靠它的獨家供應商制造即用“裝料（charges）”，裝料是指原材料投入制鋼熔爐之前的最終裝配。產權解釋對此也許有效：在這種安排下，供應商不會有同樣激勵去維護沖模，因為就磨損、破縫及其預防的程度進行簽約是非常困難的。汽車公司會仔細監(jiān)察供應商行為——包括成本減少、質量水平和質量改進、總體上的合作態(tài)度等——并且，頻繁的重新設計使它們能夠動態(tài)地懲罰和獎勵供應商的表現。10 與此相反，在日本，供應商作出這些專用性投資，擁有沖模的所有權。盡管這些基本模式被應用于許多行業(yè)（如電子業(yè)等），但是對汽車產業(yè)中的做法已有過最好的記錄（Asanuma, 1989, 1992）。最令人吃驚的是，資產專用性水平對所有權配置沒有影響：不管我們增加一個多大的常量以增加總剩余V，模型的預測結果也不會改變，因為投資決定于邊際回報而非總回報。 從這一模型中可以得出幾個結論。每個代理人必定擁有他或她自己的人力資本。在這一式子中，起作用的是總值VB+VS而不是個別價值VB和VS。他的觀點多年來有所變化。 為了支持我們的命題，我們首先指出這樣一些情形，其中的關系專用性投資看來很高、簽約也不完全，但它們的所有權模式用交易成本理論或產權模型都難以解釋。那么，這個供應商很容易被敲竹杠。其實，過去20年里大量的并購活動有力地表明，一些重要的經濟力量決定了組織的邊界。1 此外，制定一份包括交易執(zhí)行中可能產生的、影響投資回報分配的所有可能爭端的完全契約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本文中我們主張用更廣的視角來看待企業(yè)及其邊界決定因素。其實并非如此。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預先的耗費：最初的、事前的“投資”恰好是最初無成本的選擇，如選擇交易伙伴或標準或限制一方事后選擇的其他約束。某項資產的所有者可以決定該資產如何被使用和被誰使用，只受到法律和隱含于特定契約義務的約束。然而，一般情況下社會回報與個人回報并不相等，從而造成非效率投資。 Rajan和Zingales,1998）。在聯合風險投資協議、風險資本契約或任何其他商業(yè)交易的談判中，大量時間被花費于建立保護以防止敲竹杠。然后雙方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根據實際交易量來調整價格，供應商從零件售價中收回設計成本。再者，雙方預期企業(yè)間業(yè)務往來是無限期的。事實上，許多日本學者考察了這一系統，并根據汽車制造商倚仗勢力對此作出了解釋。即使這樣，也還是存在大量的機會主義空間。這里存在很多信息和簽約問題，不時出現關系緊張不足為怪。而BskyB卻依靠與其他企業(yè)的聯盟。然而該系統仍在運行，這歸功于創(chuàng)造性的契約資產——最古老的、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契約資產是專利和許可協議——和透明市場中的聲譽力量，因為在研究者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職業(yè)關系三、企業(yè)邊界不只與投資激勵有關 上面的例子清楚地表明，當企業(yè)試圖解決敲竹杠問題時，存在許多可以替代一體化的方法。在零售行業(yè)中，有些業(yè)務主要是通過傳統的特許協定來加以組織，制造商與另一方簽約，在專賣店（dedicated facility）銷售它的產品，如在汽油零售中那樣。事實上，實際中的特許費大都基于收益而不是成本（Maness, p. 102），對雇員經理的激勵支付通常也是基于銷售額。這正是資料顯示的情況。由于Thermo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