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nd，1995）集中探討了制度變遷中次級規(guī)則的作用。然而他對哈耶克以及奧地利傳統(tǒng)的亦步亦趨使他未能進一步深入探討個體心理維度的路徑依賴特性如何導致整體制度變遷的同樣特性，而只簡單地根據(jù)主觀主義和過程理性的假設直接推得，在考慮到集體行為邏輯悖論 奧爾森（Olson, 1980）指出，在排他性集團利益存在（而這總是存在的）的前提下，分利集團之間的零和博弈不可避免，因此，在一個較大的范疇內(nèi)，個體理性的加總遠不能就此構成集體理性；集體理性不能成立的另一個原因是公共產(chǎn)品外部性的特點，它使個體無法對之進行有效收費，由此產(chǎn)生的不可避免的搭便車現(xiàn)象使個體在理性基礎上失去進行公共產(chǎn)品發(fā)明、生產(chǎn)和推廣的激勵，于是個體理性的存在導致集體的瓦解（公共產(chǎn)品的稀缺必然導致集體的名存實亡）。如果說坎貝爾對路徑依賴理論的探討延續(xù)了舊制度主義者的總體分析思路，從而為路徑依賴理論構筑了一個抽象分析框架的話，那么瑞哲羅（Rizzello）的研究則為將路徑依賴理論的最終系統(tǒng)化奠定了基石：他把路徑依賴理論引向奧地利學派傳統(tǒng)，從而為該理論尋找到了微觀基礎。制度變遷不僅是高度路徑依賴的，而且具有“即時”（Bricolage） 按，坎貝爾使用的bricolage一詞是很難翻譯的，其意如下：Something made or put together using whatever materials happen to be available（美國傳統(tǒng)辭典），即“拼湊物品、使用手頭現(xiàn)成材料制成或拼湊成的物品”，但坎貝爾在運用這一術語的時候側重于其信息方面的含義，這就涉及到不完美信息的根源問題，換言之，以往的制度變遷進程決定了當前的制度性信息（已編碼信息）的特性，這一特性又成為制度繼續(xù)變遷的“手頭現(xiàn)成材料”，于是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特性。 DiMaggio 1991。不僅如此，即便在第一和第二層面上，新古典范式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放棄既有路徑的費用事實上是難以計算的；更為重要的是，行為主體據(jù)以判定最優(yōu)選擇的信息的獲取同樣具有選擇導向性，信息獲取過程同樣是路徑依賴的：一個特定的決策之所以發(fā)生，是因為既定的路徑令行為主體相信該選擇是最優(yōu)的。新古典范式不包含任何信息費用或經(jīng)濟行為的組織費用，這使該理論框架受到越來越多的質(zhì)疑；而路徑依賴概念的引入則有助于解決這一缺陷。“路徑依賴”這一概念從未得到過明確的定義，大家都將其視為無須定義的自明（Selfillustrated）概念：指的就是制度變遷過程中對以往制度形式及變遷歷史的高度依賴特點。二、理論的提出：諾斯相對凡勃倫和他的追隨者而言，所謂的新制度經(jīng)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更象是一個命名錯誤（Fallacious Nomination）：它在理論基礎上正好與強調(diào)整體演進和過程導向的制度主義傳統(tǒng)背道而馳了，取而代之的是個體理性、目的導向和對成本收益的簡單數(shù)字計算。如霍奇森（Hodgson，2003b）正確指出的，“制度的持續(xù)性使個體對他人的行為得以形成穩(wěn)定預期。凡勃倫（1919）在論及“制度的起源、發(fā)展、延續(xù)和變異”時認為，盡管“文化的發(fā)展是一個承襲性累積的進程”，但“每一新的進展都創(chuàng)造了新的條件，這些新條件的出現(xiàn)使總體的承襲過程必然包含變異”，并且“這些新條件本身就是變異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它們既是以前變異因素產(chǎn)生的結果，又是將來新變異產(chǎn)生的原因”。凡勃倫（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學都是……自足的理論，是過程的、關于緣由累積持續(xù)進程的理論。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內(nèi)容：（1）進化主體總是受承襲機制影響，其發(fā)展演變是以對自身的承襲為基礎和立足點的；（2）受初始條件區(qū)別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變異不可避免；（3）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換言之，不同方向的變異體（可以是個體，也可以是群體）其存活的幾率并不一樣。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論的源頭，闡明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凡勃倫在闡述“緣由累積”時所隱含的路徑依賴理論的萌芽；接著文章介紹了理論的正式提出者諾斯等人的論點；繼而，文章比較系統(tǒng)地介紹了坎貝爾和瑞哲羅的觀點，從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徑依賴理論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得到的深入發(fā)展；最后，文章介紹了對這一理論的實證檢驗成果。貝奇霍（Bagehot, 1872）探討了承襲和自然選擇機制在社會學領域的運用及人類知識和科學發(fā)展的自然選擇效應；亞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amp。在經(jīng)濟學領域，凡勃倫同樣強調(diào)用緣由（而不是目的）來解釋有序不斷的變遷，并不求對終期或結局作任何推測的研究，他強調(diào)“從發(fā)生學的角度把握正在展開的過程，把制度演化當作‘累積因果’的過程來進行分析”。參見Hamilton, David B. Newtonian Classicism and Darwinian Institutionalis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53。簡言之，凡勃倫對制度變遷的承襲機制的描述以及緣由累積的分析方法盡管接近于后來的路徑依賴概念，但他將承襲機制和變異機制簡單對立起來，從而未能進一步深入分析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之間的密切關系。諾斯在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開始逐漸脫離新古典范式，轉而向制度主義傳統(tǒng)靠攏。（2）組織內(nèi)部交流體系編碼投資的不可逆性。第一層面的路徑依賴指如下狀況：行為主體擁有足夠的信息，他也知道什么方案是自己的最優(yōu)選擇，然而考慮到完全放棄原先選擇的路徑將引發(fā)若干費用，他實際上進行的是次優(yōu)（但與既有路徑相吻合的）選擇。林德伯格和坎貝爾（Lindberg amp。 Scott 1994）的理論發(fā)現(xiàn)后，坎貝爾探討了變遷主體對制度的認識和判斷的形成過程。特性：規(guī)則和慣例對主體的偏好形成誠然有很大的影響，但當前的綜合制度背景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2）立足于以哈耶克（Hayek，1952）為主要代表的主觀主義方法論（Subjectivist Approach）修正了模型的供給方面，指出跨代知識積累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過程，人們總是根據(jù)自身的特定經(jīng)歷來詮釋所獲得的信息、并創(chuàng)生出新的概念，因此客觀的制度變遷根源應從主觀個體的 “心理維度”（Psychological Dimension）中去尋找。簡言之，瑞哲羅在微觀層面上的分析深刻而令人信服，但在將微觀結論向宏觀層面擴展時未能獲得更好的理論支持，從而使其最終結論的獲得略顯草率。通過這一案例，伯格德爾和奧斯特蘭探討了制度變遷的進程以及在此進程中不同層級的制度及蘊涵其間的不同路徑依賴效應所發(fā)揮的不同作用，指出合理辨析不同層級制度的不同作用對于理解真實制度變遷是十分重要的。李瑟（Lyth，1995）考察了歐洲第一個航空業(yè)規(guī)制系統(tǒng)IATA 即國際航空運輸協(xié)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它建立于商用航空運輸開始出現(xiàn)的1919年，基本上是一個歐洲俱樂部（唯一例外是1938年加入該協(xié)會的美國潘航空公司）。伴隨著1970年代自由化浪潮的興起，新的、更加自由化的跨國航空規(guī)制主要在美國推動下開始建立，而其主要的障礙則來自IATA。 Ottosson), PP138PP154.Bergdahl J. amp。 Ottosson), PP168PP185.Magnusson, L. amp。10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