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宏觀背景；加上農村土地還沒有條件進入市場，如果土地沒有被災害大面積毀壞、也沒有被大量征用，即使土地在社區(qū)內部時有調整，但總體而言，農戶的土地承包利用關系是穩(wěn)定的。但是有些特例：在一些地方，土地被看成夫家的財產，離婚婦女不敢提出要土地的要求，由于怕失去土地而失去生活來源，所以有些已經破碎的婚姻關系，女方也不敢輕易言離婚；有的村莊因無土地可用于分配，不接收離婚婦女的戶口。上述案例給我們的啟迪是，將土地承包使用權物權化，并且視作個人產權明晰到家庭成員，同時杜絕村莊用行政手段調整土地，允許出嫁女“帶走”自己的土地使用產權。我自己的一份，岳家的一份，妹妹的一份也由我代管。八組尚夢松介紹：本人33歲，全家5口人，兩夫婦、岳母和兩個孩子。八組向昌碧介紹：全家三人，大女兒已出嫁，大兒子開診所，小兒子頂了父親的職，丈夫已于5年前去世了）。因此，出嫁女面臨一次不可回避的土地權利流失。值得思考的是，這種對婦女歧視性的土地分配方案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贊許，而且凡是采用人口預測辦法分配承包耕地的農村社區(qū)，目前土地承包關系穩(wěn)定，土地調整的要求遠遠沒有那些未采取同類措施的農村社區(qū)強烈，人地矛盾和土地糾紛也極少。從總體而言，陜西、甘肅、青海三省的農村婦女在耕地分配上與男性成員有同等的權利，在土地發(fā)包這一“起點”上是公平的。因為30年不變的長期限，此期限內待嫁閨中的姑娘們都是潛在的非社區(qū)成員，所以，有的村莊以“測婚測嫁”為依據，對未婚女性不分或者少分土地；有的村莊強行注銷出嫁女、離婚或者喪偶婦女的戶口，從而收回土地。女性成為“留守大軍”，包攬了家庭承包經營和家務等一切勞動，既所謂“農業(yè)的女性化”。1978年的改革給農村經濟帶來極大的發(fā)展。現實農村，有的村莊對上門女婿不分或少分配土地，理由是婦女本應該“嫁”出去的，反而招了女婿上門來擠占土地資源。在這樣的觀念支配下，婦女在接受父母的關照和教育等人力資源開發(fā)上的投資大大小于同等條件的男子，這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根源。（1）男“娶進”、女“嫁出”。因此，當一個嬰兒呱呱墜地，社會就按照這一模式完成對他（她）們的社會化。用政策彌補法律的不足，甚至在許多領域的改革中先有政策，然后經過實踐檢驗和完善，將有效的政策上升為法律，用法律予以固定和強化，這是我國法律建設的獨有特色。這樣的宏觀背景下，逐漸形成了目前我國勞動者個人產權保護的有關規(guī)定。傅立葉去世已經165年，他的憧憬并沒有實現。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的傅立葉認為，婦女地位的歷史演變是考察社會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第一篇：中國農村婦女土地權利調研報告第一部分：中國農村婦女土地權利的制度、文化背景引子傳統(tǒng)觀念認為，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是歷史、社會發(fā)展的產物。恩格斯贊揚傅立葉是第一個表明“在任何社會中，婦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傅立葉論證說：原始社會是男女自由的結合。不過他喚醒了人們對婦女解放的追求和社會主義社會男女平等的向往。隨著我國農村婦女土地問題逐漸突出，農村婦女土地政策率先發(fā)育、發(fā)展。有專家這樣評價：“社會化的過程是使男性男性化、使女性女性化的過程。一般而言，婦女結婚總是到男家落戶和居住，即所謂“從夫居”。由歧視婦女而降低了婦女受教育的機會，反過來又以婦女素質低下而歧視婦女。不給上門女婿分配土地可以看成是村莊對違反“從夫居”習慣的制度性懲罰。農戶家庭不僅重新具備了生產功能，而且逐漸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芭猿蔀檗r業(yè)生產的主體對女性的影響是，婦女不僅像以前一樣承擔全部家務和庭院勞動，而且承擔起了全部原來由男性分擔的農業(yè)生產活動”[6].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國許多地區(qū)的農業(yè)生產是以自己自足和半自己自足為特征的，這就使得婦女增加的田間勞動不會或很少變成現金收入，她們創(chuàng)造的價值被維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掩蓋和埋沒了，從而與外出掙錢的丈夫創(chuàng)造的顯性收益形成巨大反差。第二，家庭財產的繼承也受傳統(tǒng)習俗的影響，子女在法律上有平等繼承父母財產的權利，但社會習慣卻只讓男孩繼承、沒有出嫁女的份，而且絕大多數出嫁女并不依法主張自己的繼承權。因此可以認為，西北農村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原因在于大家認這個“理”。西北農村比較通行的做法是：①在土地經常調整和變動的地方，村莊當年底即收回出嫁女的土地，由村集體分配給新增的人口；②定期調整承包耕地的地方，出嫁女的土地暫不收回，由其家庭繼續(xù)承包和耕種，到3年或5年的調整期限時，再由村莊集體收回，另行發(fā)包給新增人口；③在嚴格執(zhí)行“30年不變”的地方，出嫁女所在村集體雖然不收回其承包耕地，但出嫁女的承包耕地利用權實際上已經喪失，無償讓度給自己的父母或弟兄。第一輪土地承包時，全家分得4人的土地。1980年分地時，戶主是我父親，當時全家6口人，5畝多地。三組盧家介紹：1980年分地時，老大已成家立業(yè)分家獨過，當時分得5個人的土地計5畝多。不失為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權利的一條思路。某縣橫水鎮(zhèn)有一離婚婦女，在婆家村不能繼續(xù)生存，戶口轉回娘家村，娘家村也不接納，目前已有10年未獲得承包耕地，只能依靠父親的土地養(yǎng)活。如果家庭婚姻關系穩(wěn)定，土地權益家庭成員共同共有，婦女的土地權益在家庭庇護下也是穩(wěn)定而有保障的。有的村莊規(guī)定，出嫁女無論嫁到何處，戶籍是否遷出，承包耕地一律被村集體收回。寺臺子村一張姓婦女1987年出嫁，丈夫是市第二建筑公司的職工，張和孩子的戶口雖在寺臺子村，但她屬于應該嫁“出”的范疇，她和孩子的承包土地在1989年被村集體收回，靠租別人的地、打工和“擺地攤”獲取生活來源。本次調查問卷還涉及了婦女其它權利。城鄉(xiāng)、工農業(yè)之間的收入差別，通過家庭分工反映出來，而且成為制約農村婦女地位的主要根源。專欄1男女平等分地的案例張騰明家：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漩口鎮(zhèn)集中村三組村民委員會主任，羌族，全家7人，夫婦倆，5個孩子（四女一男），村里土地男女均分，共得10畝山地（其中包括父親的那份地）。回答“自動歸于妻子”的極少；回答“自動歸于已成年兒子”的也很少；大多數回答是“由村集體收回”。至于出嫁女在婆家村能否獲得一份土地，則要視婆家村有無機動土地，或者是否正好“趕上”了婆家村調整土地?！痘橐龇ā泛汀独^承法》也對家庭成員之間的經濟關系突出強調了性別平等。由分工所決定，男子是生活資料的創(chuàng)造者，自然而然成為家庭的主人。具體體現“夫妻在家庭承包經營中享有的權益平等”原則。建議將個人權利從家庭中剝離出來，從婚姻中剝離出來。黑龍江省地處我國東北，山地平原交叉分布，三江平原，興凱由于第一輪土地承包突然在全省整齊劃一地展開，并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準備不充分，由此遺留了一些問題。在中國，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問題是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以后才出現的過渡性矛盾。這標志著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事實上具有了物權性質，承包土地使用權已經或即將長期化、物權化、資本化。有些地方在界定享有承包田人口的政策中規(guī)定，“享受承包田的人口原則上以1997年11月1日零時在籍人口為準，包括婚入（含經村同意的男到女家落戶）人口，新出生人口，經批準遷入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居住自由”是有條件的。但是這種結果并不完全是貫徹“男女平等”法律原則的效果。這說明，現實農村婦女土地承包初次分配的平等權，是依賴“戶籍規(guī)則”以及“集體成員必須平均占有集體土地”的觀念而獲得，并非得益于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則”。婦女的土地權利首先在名義上歸屬于“戶主”。從婦女個人對土地占有、利用和收益等具體權利來說，在這個過程中她必然失去土地。正因為共同財產的模糊性，導致相當多的離異婦女只能帶走自己的嫁妝和帶到婆家的其它財產。男女共同決策已經發(fā)展成為年輕夫婦的主流趨勢，“男女共同商量”%.。鄉(xiāng)村傳統(tǒng)習俗對婦女社會腳色定位以及屈服于鄉(xiāng)村習俗，婦女自身的自信心不足，“雙重壓力”使許多婦女主動放棄了政治參與的權利和機會（見表8）問卷還顯示，盡管婦女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和能力還十分弱小，但我們注意到，近來婦女上訪案件呈上升。這樣的文化傳統(tǒng)所奉行的依然是“男主內、女主外”：“男娶進、女嫁出”，因此女性在接受教育、繼承祖產、家政決策、社會參與等方面有“天然”的障礙和弱勢。最近，該省與世界銀行聯(lián)合在試點的兩個社開展調查，調查結果如下：調查結果表明：登記了夫妻雙方姓名的土地使用證書比例很??；農村男性戶主仍然是主體，不到萬不得已（喪偶、離異、半邊戶等），女性決不“擔當”戶主角色，表明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認同；有相當一部分農戶并不認為土地使用證書上登記夫妻姓名特別重要。、越南婦女獲得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參與機會。因為女性比男性提前5年退休，意味做女性比男性早5年就失去了增長工資和提拔的機會。[7]青海省婦聯(lián)、西寧市婦聯(lián)的2000年7月的聯(lián)合調查報告[8]理由上，城市戶口不是本村村民，不論你是否就業(yè)，因為你擁有城市戶口而無村莊的戶籍。婦女受歧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這是不是意味著社會主義還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父權社會的影響，父權又是怎樣干擾社會主義男女平等的成文制度運行的？我們批判了“父權的資本主義”，絕不應該出現一個“父權的社會主義”。只有在未來社會婦女才能得到徹底解放。更有意義的是：自1970年代末開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以來，隨著土地承包期限不斷延長，承包使用權的內涵不斷擴大，農戶擁有了對承包土地的繼承、轉讓、入股等部分處置權，農戶土地承包權逐漸物權化，農戶有了除房產以外的不動產權；同時，土地收益分配機制使農戶在“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之后，積累起家庭自有財產。，必須堅持男女平等，不允許對婦女有任何歧視?！保桓骷夵h委和政府要自覺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這個過程從孩子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之后就開始了，這是一個廣義的教育過程，包括家庭教育、學前教育、學校教育、社會影響、媒介教育等等。婦女婚前跟父母一起生活，結婚后移居丈夫家庭。受“從夫居”的牽連，“上門”女婿亦受到歧視。（2）“男主外、女主內”。但是，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由此而生的“男人是家庭頂梁柱”的假象，加大了女性的自卑感和依附性。因此出嫁女、離婚或喪偶婦女的土地權益也會在婚姻關系的變化中“心甘情愿”的放棄。有些婦女因為結婚，土地被收回，即便有些村未規(guī)定收回出嫁女土地，但事實上出嫁女土地由娘家人耕種，出嫁后的婦女自然失去了對該土地的實際使用權和收益權。周邊城區(qū)鄉(xiāng)鎮(zhèn)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宅基地成了一項重要的福利，包含很大的經濟利益。在分配土地補償金政策上，雖然各級政府都明確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對外嫁女、離婚婦女不發(fā)或少發(fā)土地征用補償金；在分配集體經濟時采取剝奪或不公平分配的形式，導致土地權益糾紛，其子女戶口在本村的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依法起訴，法院因為村民委員會具有社會管理的職能，由于我國法律中對婦女土地承包權缺乏詳盡的可操作的司法解釋，以致法院在受理、判決此類案件時彈性很大。三、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建議和對策目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害問題，我們認為一是有違背法律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落實；二是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問題不妥善解決，帶來不穩(wěn)定因素；三是不利于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加強國家法律對村規(guī)民約等的指導和規(guī)范，建立“村規(guī)民約”審查制度，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同時，出臺相關法律條文，規(guī)范政府監(jiān)督、管理村規(guī)民約的具體權限和程序，對村規(guī)民約中侵害婦女合法財產權利的條款堅決予以清除，堅決制止村委會、村民小組制定的土政策大于法律的做法，完善對村規(guī)民約的審查和監(jiān)督，確保村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行使自治權。為依法維護農村婦女兒童土地權益、探索婦女土地權益案件解決、落實婦女土地權益的辦法，婦聯(lián)就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在我市的幾個重點鄉(xiāng)鎮(zhèn)作了專題的調研。周邊城區(qū)鄉(xiāng)鎮(zhèn)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宅基地成了一項重要的福利，包含很大的經濟利益，部分村組在宅基地分配問題上按照男婚女嫁習俗，采取了男女不平等政策。征地補償款和集體福利享有權得不到保障?；旧鲜菓艨谠诒镜氐某黾夼⒛械脚衣鋺粽呒彝コ蓡T要求享受土地征用分配款，也有少部分為丈夫去世后或離婚后其土地權益受到一定侵害的問題；三是因婦女權益受損引發(fā)的上訪多存在重復上訪傾向。當前農村重大事務的決定包括涉及利益分配的制度，婦女的利益要求和意見難以得到充分的表達，往往是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決定，婦女在利益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F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提高村干部的法律意識。為此，婦女要求依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婦女去找法院起訴時，法院答復暫緩受理外嫁女土地權益侵害案。受幾千年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認為嫁出去的姑娘理應到男家落戶，不能與娘家的村民爭土地、爭飯吃，所生的子女更沒有理由再到娘家爭土地和經濟利益。而未婚男子卻可以在結婚生子之前預先獲得宅基地。這樣便造成許多婦女在夫家無法得到承包地，在娘家承包地又被取消的情況。極少有通過法律獲取自己應有的土地權益者，即或有這樣的婦女也很難得到社會習慣的支持。盡管法律和政策規(guī)定了婦女與男子有平等獲得土地的權利，但在事實上，婦女在獲得像土地、現金等這些生產資料時與男性是不平等的。男子是戶主，是家庭生產經營和利益分配的決策者，是家庭在社區(qū)中的代表，負責家庭的社會交往，代表全家參與社會活動，以“準法人代表”的資格活躍于市場；而女子則離開了社區(qū)政治經濟舞臺，再次局限在家庭范圍之內，既要做“家務”，包括滿足家庭對食物、水、燃料等基本生活需求，又要承擔承包地里的勞動。舊中國反對家庭允許婦女參與社會和政治活動，也很少參加田間勞動，除非貧困家庭迫于生計。這種現象叫“上門”女婿。“從夫居”的婦女離開父母同時往往要離開生育養(yǎng)育她的村莊。一個經典的家庭教育中性別角色社會化的例子就是父母給男孩子槍而給女孩子布娃娃。但是，影響婦女土地權益實現的歷史文化、社會風俗和習俗等非成文制度因素是根深蒂固的，在它的影響下許多成文制度常常變得軟弱無力。“婦女結婚離婚后，其責任田、口糧田、宅基地等，應當受到保障”。這樣的宏觀背景下，逐漸形成了目前我國勞動者個人產權保護的有關規(guī)定。傅立葉去世已經165年，他的憧憬并沒有實現。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的傅立葉認為，婦女地位的歷史演變是考察社會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10]考察團以院長助理王景新教授為團長，由中改院李峰華副教授、陳郁文、吳瓊武等組成。而女性的平均壽命卻大于男性，在退休后的漫長生活中，她們只能無奈地忍受較低的社會地位和低經濟收入。比如財產繼承和分割、土地分配和流轉，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