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免費閱讀
【正文】 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將不勝救矣。在此期間，一方面，道學的思想體系臻于完成；另一方面，二程把王安石新學視為超過釋氏之害的“大患”。 在頒行均輸法和青苗法之后，程顥“數(shù)月之間，章數(shù)十上”。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程氏文集》卷一） 程顥從“王霸之辨”的高度來講君主“立志”的重要。（同上） 這里說的君主因“陰陽災異”而下“罪己”引咎之詔，聽聞對時政闕失的批評，可以說是歷朝的慣例?！灾獦O于明，信道極于篤，任賢勿貳，去邪無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边@里的“召”就有“天人感應”、“同氣相召”的意思。關于程朱對君權和“三綱”之說的肯定，歷來已多被強調(diào)，近現(xiàn)代學人也對此多作批評。“漢承秦制”，在“秦制”之下，儒家思想一方面與其相適應，提出了“三綱”之說，另一方面也仍然堅持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義和“格君心之非”思想。就君臣關系而言，孟子反對臣對于君主的一味順從，臣應該“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自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孟子繼承發(fā)揚了這一思想，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離婁上》）意謂對于“大人”（大儒）來說，君主的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尚不足以進行批評，只有格（正）“君心之非”才是最重要的。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終矣（《漢書”（《程氏文集》卷五）這種勸戒君主聽從臣下的“直諫”，并且希望君主“召對，面陳所學”，“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正是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在士人中形成的風氣1。”他從民本思想展開對當時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實行“王道”的主張。寬賦役也，勸農(nóng)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保ā冻淌衔募肪砦澹? 這段話把君主的“立志”作為最根本的急務，其精神與后來程顥寫的《上殿劄子》相一致。程頤在書中也趁勢以“陰陽災異”儆戒人君： 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系政事之所致?！收\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是年四月，程顥曾與其他七人被派遣到各地考察農(nóng)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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