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贈與合同的幾個問題-免費閱讀
【正文】 也有學者認為，應依購買人與義賣人何人將收益交付給對方二種情形來確定誰為捐助人，從而確定是在購買人與對方還是義賣人與對方之間成立捐贈關系。有學者認為，此時發(fā)起人并不因此而受利益，不應認為受贈人，應認為有為募集目的使用之義務之信托的讓與。這類捐贈既有明確的贈與人，也有明確的受贈人，故就其實質而言，與普通之贈與在法律關系上并無不同，可以直接適用贈與合同的有關規(guī)定。因此也有學者認為，如1998年夏天我國南方諸省遭受洪災，中央電視臺和民政部等舉辦了賑災捐贈活動，一些單位當場認捐錢物，但事后拒不交付，對這類情況受贈人可以請求贈與人交付贈與物（注：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上），173頁，臺北，三民書局，1981. ）。因此，在此應對贈與人撤銷權行使之效力加以限制，即贈與人在此時原則上雖亦可行使其撤銷權，但此權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責任，對因行使任意撤銷權而給受贈人造成的損失，依締約上過失責任為基礎，贈與人仍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故此時如因贈與人之故意、重大過失造成贈與財產(chǎn)毀損、滅失的，與第一種情形無異，難適用第189條。此時贈與財產(chǎn)之權利已經(jīng)轉移，贈與人之合同義務亦隨之消滅，該財產(chǎn)已歸受贈人，成為受贈人之財產(chǎn)，如此時因贈與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該財產(chǎn)毀損、滅失的，屬于故意或重大過失損害他人財產(chǎn)，屬于侵權無疑。因此贈與人此時完全可以以此條規(guī)定為依據(jù)撤銷原有之贈與。因此，通過給贈與人以一定的約束，使贈與人增強信用觀念，避免信口開河，較之于放縱贈與人言而無信的做法，應是較好的選擇。因此，依以上邏輯推理，合同法應是將贈與作為諾成性合同加以規(guī)定的。 因此，筆者認為對《合同法》第185條所稱之財產(chǎn)， 應擴張解釋為一切具有財產(chǎn)利益之有形財產(chǎn)及無形財產(chǎn)，包括動產(chǎn)、不動產(chǎn)、物權、債權、有價票證等等。在僅贈與專利之使用權的場合也同樣如此。筆者認為前述觀點有失偏狹。但是，由于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法律的制定，或因概念不夠明確，或因法條之間有矛盾或抵觸之處，總須借助于法律解釋，才能充分發(fā)揮法律的作用（注：楊仁壽：《法學方法論》，96～97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而依我國許多學者的觀點，贈與合同移轉的是標的物之所有權（注：鄭立、王作堂：《民法學》， 32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孔祥?。骸逗贤ń坛獭?，585頁，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此種利益之獲得與擔保人之不利益（包括其物不易售出或其物被拍賣償債的風險），有對應的關系，因此這種無償獲得利益的行為也完全可以認為是一種贈與關系。而“贈與為無償合同的典型，其他無償合同，除性質所不許之外，均得準用贈與合同的規(guī)定。而在贈與合同一章中并無關于贈與為實踐性合同，即贈與合同自贈與人交付贈與財產(chǎn)時方才成立的規(guī)定。如受贈人已信贈與人之諾言，而后贈與人卻欲反悔，則其僅不交付其財產(chǎn)即可達到目的，且無須為此背信行為負擔責任，如此一來，其后果無異于放縱信口開河、言而無信之風。 此一問題可從以下幾種情況來分析。所以，在實際上只有贈與人自己在此情況下不行使撤銷權的，受贈人才有可能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但也不過為一種可能性而已，因為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行使并無時間上的限制，仍可隨時行使之。因此，《合同法》第189 條的立法意圖應當不是在此處規(guī)定贈與人的侵權責任，故此時無第189條的適用余地。實際上《合同法》關于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規(guī)范目的，無非是考慮因受贈人系純獲得利益，因此需要適當減輕贈與人之合同義務，故此賦予贈與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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