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政通”與“人和“——兼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預覽頁
【正文】 有終”，西漢之亡，盛唐之衰，不過此理。近代以來，受西方思潮沖擊，在一次次的運動與革命當中，本來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連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也在漸漸失去。而這一“通”字內涵實在豐富，須在更廣更深地政治實踐中探索與踐行。全本書說了中國史上五個最重要的朝代：漢、唐、宋、明、清，從這五朝大體上便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兩者又是相互關聯的。推擴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以及“說到歷史的特殊性，則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fā)出的意見。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談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也當如先生所說：“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之特殊性。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作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說是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科舉制度來說，從漢代的“鄉(xiāng)舉里選”、“選舉孝廉”起，中國的科舉制度就一直在朝著“民主”的方向前進著。但是到明清時期，隨著皇權的加強，其逐漸演變皇帝控制社會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鉗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學術喪失活力?，F在只罵創(chuàng)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chuàng)始的。從某一方面講，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經歷從四分五裂到統(tǒng)一集中的過程。平民百姓可以通過考試得到管職，得到“坐觀”的機會。他認為，“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簡化，使人才自由發(fā)展，這是最緊要的”。錯誤的人不把歷史當做參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的一門，我們回頭歷史再看一看，總還不是要不得”。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世間本就沒有絕對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時，多思考當事人所處的環(huán)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以他人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下面講講我對此書的幾點感受：先說說政治和制度，很顯然，首先要建立了一個國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應的制度。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樣的呢？其次我就講講制度。每一個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會有必然的理論和思想，說的通俗點，就是前面所說的由當時的現實情況來決定的。其次是制度與制度之間的聯系，錢穆老先生說“任何一項制度之成立與推行，決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須和同時幾項制度相配合，它必然會受其他某幾項制度之牽動和影響。而當時的租稅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繳納很低的稅，佃農卻要向地主交納高額的田租，政府減輕賦稅，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農民根本沒有收到絲毫的好處，關鍵是政府只按田收稅，不管田地是誰。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所以每個國家的制度也不同?，F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沒有了，我們現在的是民權社會，我們的政治已經與幾千年的歷史不一樣了，但其實實質還是一樣的，就是要求的國家的統(tǒng)一，錢穆老先生說：國家的統(tǒng)一，便要中央集權。而每每憑借這一點淺緣，卻能領略往者光輝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樂事。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將自秦至清的政治傳統(tǒng)用“封建專制”四字一筆帶過，是如此輕率取巧，粗暴斬斷傳統(tǒng)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設方面的智果，實則這“故紙堆”中有于今很多領域都可以借鑒的大智慧。本書單就制度，從四方面限定在一個范圍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覺得是相對謹慎合理的，有其內在結構機理。如希臘城邦，小國寡民，市民集合至廣場民主公選領袖，有其現實的可行性。這也與上述皇權世襲相關，皇權世襲宰相卻非世襲，皇權地位尊嚴不斷升，政府的權不斷降。然而極而復衰，地方政權衰微也帶來地方發(fā)展滯緩無持續(xù)性，不利于長遠。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會風氣，加之傳統(tǒng)政治“節(jié)制資本”的政策，引導民間才智竟求政治發(fā)展，抑制工商資本發(fā)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腫病。漢井田制已廢，對土地采取自由買賣，輕徭薄賦卻未能平均地權，無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風，貧者無立錐，使減輕租稅政策失去功效。土地制度的變遷改革本書未多加涉及，感覺也是個很值得研究的話題。唐全兵皆農，府兵自給，武官立功，以功名獎勵無實職。這個話題又是好大，強軍事、定軍心，在當代也是個重要議題吧。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本是延續(xù)傳承的，歷代政治制度之得，之失，于社會，于組織，于個體，應該都是一筆巨大而寶貴的財富。讀罷，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觸及的中國政治史。這恰恰表明了錢穆先生寫書時的環(huán)境。（其實，這種傾向現在也沒有完全終止，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中國人，一遇到問題就開始抱怨“中國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國害了他。對于當時抹殺歷史的觀點，錢穆先生在書中說：“我們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比如，對于中國沒有專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錢穆先生的觀點是：“只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了。而中國人傳統(tǒng)，則常求取決于賢人。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現在只罵創(chuàng)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chuàng)始的。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在對人和事并沒有一致看法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做到“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呢？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由誰來判斷哪一位是“賢人”？你？我？還是錢穆？如果“我”認為陳是“賢人”，那么馬自然是惡意中傷陳的“小人”.既然應該由“賢人”主導，則是否可以無視馬在2008年獲得多數支持的實際情況，而陳來執(zhí)政4年呢？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判斷“賢人”權力的“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莫非是一個為皇朝選擇宰相的獨裁君主？我毫不懷疑，中國傳統(tǒng)政治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部分內容可能至今仍有參照和借鑒意義。在人治情況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響到他所能掌控的權力大小。即便僅拿清代來說，弘歷（清乾隆帝）與載湉的權力也不可同日而語。當時也沒對這句話有什么特別的感受，現在漸漸地明白了，中國人做什么事都需要點體面的理由，就像陳勝吳廣起義需要在魚肚里放紙條，體現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劉備一直說的“我乃漢室宗親”，沒那么點體面的理由，就很難一呼百應。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好的，也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一無是處的，好多問題都要辯證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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