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等思想認識問題。（2）剖析思想根源。寫作中做到切口小、挖掘深，剖析有力度，反思有深度。提出整改方向是撰寫好黨性分析材料的保證。要通過提出整改措施，使自己不斷成長、進步，真正做到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已之心。通過黨性分析，真正使自己思想有觸動，靈魂有凈化，情感有升華，問題有解決，自身有提高。因此，也可叫黨性分析報告，它既有別于一般的理論文章，也不同于述職報告、工作總結。(2)分析性：黨性分析要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總書記在新時期保持共產(chǎn)黨員先進性專題報告會上的講話和在貴州考察時就保持共產(chǎn)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所作的重要講話精神以及黨章的要求，對照不同崗位共產(chǎn)黨員先進性具體要求，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黨員的黨性狀況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和剖析，在查找問題的基礎上分析原因，明確今后努力的方向。常見的寫法有兩種：(1)文種式標題：只寫《黨性分析材料》即可；(2)復合式標題：由正標題和副標題組合而成，如《深刻解剖思想根源，全面提高自身素質——XXX的黨性分析材料》。先交待本人入黨時間，工作及任職情況，再寫通過參加先進性教育活動在思想認識上的收獲。這部分由于內(nèi)容多、涉及面廣，寫作時可分條列項，“條”與“項”之間要注意內(nèi)在邏輯關系的合理有序。這“六查六看”僅作為一般要求，每個黨員要緊密聯(lián)系自身實際進行查擺，離退休黨員和學生黨員，查工作、查廉政可不作要求。(3)提出整改措施與思路。一般落款部分寫分析人所在單位、姓名和寫作日期。第五篇：怎樣撰寫案例分析如何分析個案西南財經(jīng)大學法學院喻敏很高興能與各位同學就案例分析的有關問題進行交流。我們講的個案分析，與一般說的案例分析不同，我們分析的個案，有兩個要求，一是必須是我們同學在實習過程中了解到的案件，最好是親自參與辦理的案件，二是要站在法官的角度來分析個案。法官撰寫案例分析，與教學、研究部門的人相比，有許多優(yōu)勢，比如，題材廣泛、案源豐富、資料直接等，法官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那就是法官可以將自己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對法律的理解、將自己的是非感、正義感表現(xiàn)在判決中，然后通過個案研究的方式加以闡發(fā)，在理論界，有些人從事律師職業(yè)，他們也有聯(lián)系實際的機會，但是，與案件裁判結果的利害關系，對他們中立的立場、冷靜的分析、客觀的見解難免產(chǎn)生影響，而這正是科學研究所必須的。今天，我主要講四個大問題，即，理想的個案分析、案例的選擇、案例的分析、如何論證。我認為，理想的案例分析，應當有如下特點：（一）就案例而言要典型。比如，我撰寫的第一篇案例分析《論男女平等的憲法原則在民事領域內(nèi)的直接效力》就是一起案情典型的案例。當民庭的同志和我談到此案的處理時，我就感到這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案例，案情本身就足以引人注目。從這篇文章的標題也可以看出這是一起在處理比較典型的案件，后來，梁慧星主編了一本判例研究的文集，其書名就是《自由心證與自由裁量》。新穎性，也有兩種類型，一是發(fā)生的概率小，也就是說這類案件很少發(fā)生，一旦發(fā)生了，法院往往感到無法可依。比如，胎兒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問題，我國民法就沒有規(guī)定，相反，依我國《民不通則》規(guī)定及一般學理見解，人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未出生的胎兒是母體的一部，不具有權利能力。比如，新津法院受理了一起相鄰糾紛，一兩層樓的樓房附近修了一六樓的樓房，導致其地基下沉。但一九九五年，新津法院在審理一民事案件時，被告死亡，由于其資不抵債，其繼承人均表示放棄繼承。我這里講的學術性，是指法學的學術性，準確地說是法律解釋學的學術性，是說案件要能與一定的法學理論聯(lián)系得上，要能反映一定的學術問題，有的案件可能很很新鮮、典型，但可能沒有學術性，沒有分析的必要，比如，2002年，成都中院在新津審理了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十幾年的時間里殺了二十幾個人，這就沒有學術性，當然你可以從犯罪學、社會學、犯罪心理學等方面進行分析，但從刑法學的角度，你就沒什么說的了。一篇理想的案例分析，不是一篇擴大了的判決書、不是以案說法的普法宣傳文章，而是一篇學術論文。要規(guī)范化。只有做到這兩點，我們的案例分析才能與一般的案例分析區(qū)別開，這種有較強學理性的案例分析，在學術界叫判解研究。其實，我認為，尋找案例，并不是靠運氣，關鍵看你沒有鑒賞力。第一、法學理論有助于我們發(fā)現(xiàn)案例的學術價值。”所謂的身分社會，是指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的權利義務狀態(tài)是固定的，且是決定于他的出身，而契約社會，是指每個人的權利義務狀態(tài)，是可變的，而且決定于他的同意，社會的進步，就是逐步打破身分對人的限制，使人能依自己的意愿去建立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是法學理論在我們選擇案例時的作用。其結果使得法律規(guī)定所擬達到的公平或正義，不能在實際運作中實現(xiàn)出來。一是我在今年《當代法官》第三期上的案例分析所涉及到的遺贈糾紛案。公序良俗原則規(guī)范的只能是民事活動本身而不包括民事活動的動機。比如，高新區(qū)法院有一個案件涉及到學生與學校的關系，我當時認為，親權與監(jiān)護，都是一種身份關系，其內(nèi)容較為抽象，難以一一列舉，親權系權利義務的集合，監(jiān)護則為義務，所以，親權或監(jiān)護義務，不能放棄或移轉他人，親權當然包含監(jiān)護內(nèi)容，除父母之外，監(jiān)護人應依法定程序確定，所以，在本案中，學校與學生之間不存在監(jiān)護關系。當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們都要等到成為法學博士甚至成為象梁慧星這樣的頂尖高手了我們才來作案例分析，我的意思是說，平時，我們應靜下心來，系統(tǒng)地讀一點書，在作案例分析時，我們要盡量查閱相關資料，力求把所涉及到的問題搞透徹。如果你同意法院對某案的處理或某個人的觀點，你寫的就是肯定型的案例分析，這時，你要做的就是為法院判決或該人的觀點提供更高層次的、更充分的理由、根據(jù)，或者，詳細闡述該案所體現(xiàn)的法學原理、道理，換言之，肯定型的案例分析，是以“立”字當頭。破的最好方法，就是破對方論證的前提和論證方式。法條解釋型，是說就案件的處理或作者的觀點而言，是有較為具體、明確的法律條文為根據(jù)的，只不過你要對相關條款作特別解釋。比如，人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依反對解釋，胎兒就沒有權利能力，就不能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再比如，法律規(guī)定自然人、法人有權利能力，依反對解釋，除自然人、法人之外，比如狗，就沒有權利能力，所以狗沒有繼承權，因此，其遺產(chǎn)由狗繼承的遺囑無效。在闡述案件處理的社會意義時，不僅要說明處理結果在本案中如何好，更要論述處理方案、思考方式所具有的意義，有推廣的價值。對解釋的論證。這就是體系解釋法。也就是說，法律上的案例分析，要有法律之外的內(nèi)容。如果的分析的是案件的實體問題，你可以直接敘述法院認定的事實，如果你分析的是案件的程序問題，尤其是證據(jù)問題，你就只能敘述當事人的事實主張和各種相關證據(jù)。所謂論證，“是用某些理由支持某一結論的一種思維方式或思維過程。（一）論證的作用從總體上看，論證就是為既有的結論提供理由以說服別人，讓人接受你的觀點，但是，這個過程并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過程，論證的過程其實是一個思想提煉的過程，論證不僅僅是為既定的結論提供理由，而且具有創(chuàng)造性，其道理同法官解釋法律一樣，實際上，一篇論文的形成，一方面是論證的過程，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思想從“剪不斷，理還亂”的朦朧到“洞天石扇，訇然中開”的明朗化過程。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到財大給九六級的同學上民訴法，講到證明對象時，我說，證據(jù)不應該是證明對象，否則就會陷入循環(huán)證明或無窮證明，但法律規(guī)定證據(jù)要“查證屬實”，究竟是什么意思，我還沒想清楚，以此問題為開端，經(jīng)過二年多時間的思考，我形成了《對證據(jù)學問題的語言哲學思考》一文，更多的是教訓，一些問題，自己也發(fā)現(xiàn)了，但由于懶惰、或輕視這些問題，往往就放過了，比如，關于物權法定主義的問題，關于違反強行法的法律行為不是一律無效的問題，我一直在說，一直在講，但就沒有深入思考，也更沒想到要寫一篇論文，結果，別人寫了內(nèi)容相同的文章。馮原告起訴，要求被告還錢，其證據(jù)是一分欠條，但被告說欠條不是其親筆簽名，要進行筆跡鑒定，這時，法院要定該哪方預交鑒定費，原告認為該被告預交，因為“你說是假的，你拿去鑒定”，被告自然認為該原告預交，因為“你說是真的，你拿去鑒定”，法院問我，該哪個交，我說，該被告預交，為什么呢？因為，我提交的欠條，你說是假的，我就要去鑒定，鑒定結論出來了，是真的，但鑒定結論也是證據(jù)之一，你還可以說結論有問題，又說要鑒定，那我還要出錢，以此類推，沒完沒了，相反，該被告出錢，就沒有這個問題，我提交的欠條，你說是假的，你拿去鑒定，結論出來的，如果是假的，我不服，就該我出錢了，以此類推，由此，我想通了，證據(jù)經(jīng)“查證屬實”，是指經(jīng)受證偽的檢驗。在這個冥思苦想的過程中，你的思想在不斷豐富、完善，你過去沒有意識到的問題變得昭然若揭，你過去難以回答的問題變得豁然開朗，比如，我前面談到的證據(jù)不應該是證明對象的問題，但是，法律以規(guī)定，證據(jù)要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依據(jù)，經(jīng)過長期的思考，人相通了，所謂“查證屬實”，就是經(jīng)受證偽的檢驗，證據(jù)只要沒有被證明是假的，就可以作為定案依據(jù)，但是這只解決證據(jù)能力問題，現(xiàn)在，我又有新的想法，證據(jù)的證明力也和證據(jù)的可證偽性有關，一種證據(jù)，一份證據(jù)，越容易被證偽，其證明力越強，反之，越不容易證偽，其證明力就越弱。比如，在訴權理論中，很多人都談到訴權的二重性，即兩種意義的訴權或訴權的兩種意義，我們可以問他，“你說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因為“意義”本身就有多種意義，有語詞的意義、有事件或物品的意義，由于“意義”的不同意義，因此，兩種意義的訴權與訴權的兩種意義就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比如，孟先生寫了這篇文章，這顯然是一種事實，難道《法學研究》在刊登時，加上“本刊訊，孟勤國先生最近寫了《也論電視節(jié)目預告表的法律保護與利益平衡》一文，全文如下??”，就可以不支付任何稿酬了嗎？難道其他刊物加上“最近，《法學研究》刊登了孟勤國先生??”，就可以隨意轉載了嗎？” 再比如，在一次政協(xié)會上，魏明倫之流大肆攻擊《流星花園》、《還珠格格》等電視劇，我認為這是嫉妒，他們高唱主旋律沒人聽，大拍獻禮片沒人看，卻想借助于政權的力量去封殺競爭對手，還美其名月要有正確的引導，仿佛這些作品就是洪水猛獸，其實，主張禁播的人，他看了沒有，如果沒看，他何以知道這些作品就壞得不得了，如果他看了，他變壞了嗎？如果沒變壞，顯然，這些作品并不可怕，如果已經(jīng)變壞了，那一個壞人能說出好話嗎？當然，有人可能舉出一些例子，某人看了《流星花園》就做了什么壞事，試圖把青少年的一些問題歸咎于某個電視劇，如果這樣的論證都能成立、都能作為決策依據(jù)的話，那成克杰、胡長清之流，不僅沒看過《流星花園》，而且他們從小到大都受正統(tǒng)教育，而且三講都過關了，難道就可以在二者之間建立因果關系嗎？一些高官在中央黨校學習時還要到澳門賭博，你能在其間建立因果關系，進而禁開黨校嗎？對論證方法的批判，要反駁對方，除了直接批判論題之外，更多的是批判對方的論證方法。（2）自相矛盾在論證中不能同時斷定兩個相互反對或相互矛盾的命題為真，否則，就是自相矛盾。（3）輕斷因果也可以稱為后此謬誤，薩繆爾森在其《經(jīng)濟學》中說：“如果我們僅僅因為一件事情發(fā)生在另一件事情之前，就想當然地認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我們就犯了所謂的后此謬誤”，在《文義解釋——民法解釋的基礎與極限》評析張學英訴蔣倫芳遺贈糾紛一案判決時，我說“觀察到事件A在事件B之前的事實并不證明事件A是事件B的原因，認為‘在此事件之后’便意味著‘因為此事件’，就是犯了后此謬誤。（5）轉移論題在立論中，必須始終針對某一特定的論題并按照論題的本來意思提出論據(jù)，進行推論，在討論中，應當準確引用而不能歪曲或篡改別人的愿意，比如，在《也論民法解釋中的漏洞補充、價值補充以及作為思考方法的利益衡量》一文中，我就指出孟勤國轉移論題的錯誤，梁慧星在其文章中說法官造法的事實，而孟卻說法官不應該造法，前者是事實陳述，后者是價值判斷。對論據(jù)的批判論證是用理由去支持論點的過程，邏輯上有效，就是理由的使用方法正確，要使論點成立，還需要論據(jù)為真，即成為論據(jù)、理由的命題是真命題，因此，你反駁一個觀點，可以用前面兩種方法，同時，也可以批判他的論據(jù)，反駁論據(jù)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思想的基礎往往是一些未加檢驗就認為是真實的前提，我們檢驗這些未經(jīng)檢驗的前提，就是對論據(jù)進行批判。比如，崔建遠的《無權處分辯》中，認為《合同法》第51第中的處分行為就是債權行為，就是沒有理由的的絕對判斷，關于這個問題，我們講物權行為理論的時候再詳細講。A、縱向的論證：即用抽象的原理、原則、規(guī)范作為具體結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