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窯瓷與唐代茶酒習(xí)俗-預(yù)覽頁
【正文】 屢傾仄。如果說李濟翁的《資暇錄》為宋人所作，《斗茶圖》為后人所摹的話，我們也可從唐詩中發(fā)現(xiàn)湯瓶的存在，如杜甫《進艇》:“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無謝玉為缸。從墨書文字看出此壺是作為湯瓶之用，且如宋伯胤先生所說:“可以將它作為鑒別有唐一代茶瓶的標準器”[13]，墓主生前飲茶顯然是用點茶法。從上可見，唐代中后期陸羽《茶經(jīng)》中的煮茶法雖仍廣為流行，但不能否認有點茶法的存在，點茶法所用的湯瓶從文獻到實物都可得到證明。盤口、撇口便于將昂貴的油輸入壺中，不致于造成浪費，而流的運用，又使油便于倒出。印尼出土褐彩貼花壺三件（小口頸），黃釉褐彩壺一件（可能為褐斑小口壺）。第二類小口細頸型，分有流、無流兩種，形制又分雙魚形、扁形等，典型器有湖南省博物館及長沙市博物館收藏的綠釉瓷壺、綠彩塔紋背壺、雙魚瓷壺等（圖六），為便于攜帶，壺兩側(cè)裝有直穿式系，繩壓處凹進。有朝客十余來訪，角帶淹留，滿座思酒。’有人遺美酒一，會有客來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雙魚壺在唐三彩及越、邢等瓷窯等產(chǎn)品中都有發(fā)現(xiàn)，同時也見于金銀器，1976年4月內(nèi)蒙喀喇沁哈達溝門出土的6件鎏金鏨花銀器中，就有一件雙魚。宋代酒仍是文人出行的必備之物，陸游《幽居即事九首》:“年來不把酒，杯委塵土”。1983年12月在安徽巢湖市伍賈大隊庵門村清理的一座唐會昌二年墓中，出土四件長沙窯執(zhí)壺及醬釉雙系大瓷壺、白瓷碗、青瓷盞、牙黃釉茶托及釉陶盞等物，從出土茶盞及盞托分析，長沙窯執(zhí)壺當時作茶壺使用的。[14]以詩文飾瓷是長沙窯的一大創(chuàng)新，長沙窯瓷上膾炙人口的詩歌、栩栩如生的花草、飛禽走獸彩繪圖畫，絕大多數(shù)出現(xiàn)在這一類壺上，說明茶與文化的結(jié)合，這既是一種裝飾，又說明詩歌與茶文化在深層次上的關(guān)聯(lián)。據(jù)《詩杜牧在《寄內(nèi)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中寫道，“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第二類酒壺便于外出攜帶，而這種酒壺適合居家、酒肆斟酒之用?！睆膲劂懣芍?，當時不僅酒旗上有酒名號，酒壺上也有酒名號。五代南唐畫家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中有注壺及注。但目前長沙窯這類壺均未見附蓋，那么它們原來是否有蓋？1983年窯址發(fā)掘出土器蓋109件，其中A型76件，多為“注子類壺類蓋”，其中Ⅰ、Ⅱ式（圖九）與西安出土白瓷壺蓋相似，可見此類注壺原來也是有蓋的，只是在使用中容易損壞，不易保存。此型壺的功用原有不同說法，李效偉先生將其詮釋為茶壺[16]，甚為合理。釜即為《茶經(jīng)》中的茶钅復(fù)。1983年長沙窯址出土各式爐71件，其中B型Ⅵ式爐（圖十三）浮雕式仰蓮紋碗形器口，筒形中腰作鏤空狀，器底為覆蓮形圈足狀，施醬釉。當時最為常見的茶酒飲具當是碗，不僅有瓷碗，還有金、銀、玉碗，李白《客中行》:“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盛來琥珀光。陸羽所說也是如此，“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壽州、洪州次。次之者，碗數(shù)五。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載德宗貞元十三年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列舉祭祀濟源公時，不僅設(shè)茶供，且陳設(shè)有“粗茶碗子八枚，茶鍋子一并風(fēng)爐全，茶碾子一”?！?同時長沙窯“湘瓷”茶碗也同湘茶一樣出現(xiàn)在全國各地，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詩:“湘瓷泛青花，滌盡昏渴神”，長沙窯瓷“茶碗”銘也可印證這點。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酒具比茶具的形制也更為豐富。其實這種盞托的出現(xiàn)最初當是侍仆向貴族敬酒之用，因酒杯形體較小，敬酒時不易轉(zhuǎn)手，故以托承之，實是禮義所需。茶盞出現(xiàn)的時間約在中晚唐五代，實際是點茶法出現(xiàn)后，為解決茶盞燙手而制造的，所以當時茶盞托、酒盞托都存在，除酒肆、茶肆及上層貴族有明確區(qū)分外，一般人家恐怕太多混用，不能簡單地將盞托歸于非此即彼的單一用途。”《漢書注》: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唐代羽觴不僅流行，且演變?yōu)樽＞魄?，《通典》?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易名羽觴行，用為上壽曲。唾器在西漢時便已出現(xiàn)，安徽阜陽縣雙古堆汝陰侯墓出土一件漆唾器，底刻有“汝陰侯唾器六年女陰庫讠斤工延造”銘文[20]。南朝時逐漸演變?yōu)楸P口，扁圓腹，平底或假圈足，有的配有蓋，長沙解放四村出土一件隋青瓷印花唾壺，形制便是如此，相同形制的唾壺在長沙紅蓮塘出土一件，只是無印花，兩件皆為湘陰窯制品。湖南省博物館藏有一件長沙廖家灣出土的青瓷唾壺，1955年西安王家墳村唐墓出土一件白瓷唾壺，形制大同小異。1951年西安南里王村唐韋墓的石槨上線刻一雙髻侍女，手捧一件類似的唾壺。在河北宣化遼墓壁畫中張氏墓中渣斗為茶具也表現(xiàn)非常明確，M6的《持盂侍女圖》，MMM5的《備茶圖》上都有與出土物造型相同的渣斗（圖十七），盂之所以又名渣斗，乃取其在茶飲中放茶渣之意。南方產(chǎn)茶區(qū)以生產(chǎn)青瓷為主，“岳州窯瓷色皆青”，但長沙窯便出現(xiàn)較大的變化。[3]齊己:《謝氵邕湖茶》。[7]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唐代長沙銅官窯調(diào)查》，《考古學(xué)報》1980年第4期。[11]李知宴:《唐代瓷窯概況與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年第3期。[15]尚民杰、程林泉:《西安南郊新發(fā)現(xiàn)的唐長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器及相關(guān)問題》，《文物》2003年第12期。[19]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瓷器》，臺灣《美術(shù)史研究集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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