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社會管理的創(chuàng)新。所以從政府的層面來講，法治的建設涉及到社會的一些管理制度，包括公共服務制度，都要建立健全。當然這同時也帶來了不公平，比如企業(yè)的保障和事業(yè)單位的保障可能不完全一致，甚至在保障的程度上完全不一樣，一方面限制了流動，另一方面造成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性。當然這個挺復雜，比如拖欠，他有公司老板的問題，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有我們政府的問題，因為我們很多工程也沒有這個能力，就靠這種欠債的方式，也包括我們政府工程付款不及時，導致老板不能及時把報酬付給農(nóng)民工。當然這些法律的保障實際上涉及到大量的問題，比如公積金的制度、保險的制度、住房的制度，這些保障需要財力的保障，也需要制度的保障，而且還涉及到管理體制的改革，就是綜合性的治理。當然社會法治，尤其涉及到社會權利這一塊，還需要國家的財力，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行。其實從更廣義的社會調(diào)控、社會管理來講，實際上要實行統(tǒng)籌的管理，就是社會的統(tǒng)籌管理，各個要素的管理，包括城市建設、交通等等。比如怎么有效控制人口，這里要考慮到資源，考慮到經(jīng)濟結(jié)構，考慮到社會發(fā)展的程度，涉及到城市的功能定位等等，就是在更大的范圍里面強調(diào)合理性的發(fā)展。社會沖突的化解，實際上需要各種制度創(chuàng)新，當然要納入到一個法治的軌道。比如失獨家庭，我們國家是37%的獨生子女家庭，其中又有100多萬的失獨家庭，那么失獨家庭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承認他們是對國家做了貢獻，要給他行政補償，而且需要給他增加幫助的款項，每個月達到幾千塊錢。實際上有的不是社會造成的，有的是經(jīng)濟領域造成的，也有的是管理領域造成的，但最后都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沖突，最后的終端就是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沖突。那么信訪實際也面臨著制度化，納入到法治的軌道，這次四中全會里面專門提到信訪立法，把信訪納入法治化的軌道。那么信訪在解決沖突或者在救濟方面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定位，這個也非常值得研究，但是從目前《行政訴訟法》和《行政復議法》的規(guī)定來看，實際上大量的管理上的沖突進入不到這種訴訟程序、司法程序，好多是政策和歷史遺留的問題，不由法律來解決這些問題，可能社會信訪系統(tǒng)在解決紛爭上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間。那么現(xiàn)在大量的糾紛找法院，但是法院對糾紛的解決也不是有無限的能力，也是資源有限，所以行政在解決社會沖突上仍然有它的優(yōu)勢，比如快捷，老百姓也愿意相信政府，所以在這里面它也是有很大的空間需要推進。首先政府的資源有限，第二不能夠形成一種互動。我國這些年對社會自治的認識還不完全達成共識，當然我們這個社會還不成熟，所以在究竟是強化社會監(jiān)督管理還是促進社會自治方面也有不同的討論，我想這兩個方面實際是可以齊頭并進的，一方面對社會不良的違法東西加強打擊，比如有的地方講網(wǎng)格式的管理，里面的違法不受控，那么能保證國家對社會的有效控制。過去我們有很多法律是站在國家行政的層面來立法，比如《行政處罰法》規(guī)定，規(guī)章以下的都不能夠設立罰款，那如果在自治領域可不可以設定罰款，比如行業(yè)自律，對不誠信的可以通過罰款來制裁他，這個行不行，包括學校，對學生對老師可不可以罰款，這個罰款是個什么性質(zhì)。那么社會自治過程中如果發(fā)生沖突怎么辦，怎么解決這些沖突。所以社會自治中各種糾紛的解決，也要走司法最終的原則。但是社會自治很多法律問題現(xiàn)在還沒有解決，而且這方面的立法也很弱，包括社會組織的登記這塊就比較難。社會自治組織如果要分類的話，各種不同類型的自治組織可能遵循的規(guī)則也是有區(qū)別的，比如行業(yè)組織，他和學校之間肯定是有區(qū)別，那么在這里實際上需要大量的立法，比如社團法。所以這里面其實涉及到很多，包括自身的創(chuàng)立，運行的底線，糾紛的解決，也包括怎么去引導這些社會組織的判斷。我國現(xiàn)在要尋找到一條能夠促進自治組織良性發(fā)展的動力機制，對社會組織可以進行分類，不同的社會組織，對他的定位，對他的規(guī)范，對他的監(jiān)管和扶持，都應該是有差別的。19961998年任法律系行政法教研室主任；1999年獲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博士學位；1997年聘為副教授，1999年破格晉升教授；19992000年，在美國錫拉丘茲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一年；2002年擔任博士生導師；2002年2006年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黨委副書記、書記、副院長（主持工作）；2006年12月至今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社會兼職：國務院監(jiān)察部特邀監(jiān)察員、中央治理商業(yè)賄賂領導辦公室專家組成員、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辦公室專家組成員、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中國廉政建設》項目專家組成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理事、決策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建設法治社會(下)薛剛凌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法治精神(三)個人自治公民自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你比方說不能夠偷漏稅，不能夠超越法律的一些規(guī)定等等。有的是道德素養(yǎng)差，明知是違法的，故意為之，那么在這里需要加強道德體系建設。但是現(xiàn)在社會道德和法律產(chǎn)生分歧，道德這一塊弱化，也使得整個社會可能趨于一種無序化。我們國家實際上有宗教信仰的并不是特別多，大概是1億人左右，那么還有12億人沒有宗教信仰。那么道德體系的建設，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程，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主要的道德規(guī)范是什么，怎么去養(yǎng)成。所以我們國家道德體系的重構，這個任務的艱巨性，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不亞于法治。我們過去最早道德的養(yǎng)成，實際上是一體化的工程。我最近也在看一些國學方面的書，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教你怎么做人，怎么精神愉悅，怎么脫離低級趣味，它是一種對精神的享受。怎么把道德體系建設融入現(xiàn)在的法治建設，和現(xiàn)代法治相匹配的一個道德體系。其實在現(xiàn)代社會作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高品質(zhì)的人，包含了很多方面。所以在四中全會報告里面，特別強調(diào)要樹立有權利就有義務的觀念，而且要普及法律教育，加強道德體系的建設。建設誠信體系第二個層面就是所謂誠信體系的建設，就是我剛才講的，如果你不道德，你會付出昂貴的代價。當然這個工程也挺復雜，我們到現(xiàn)在為止誠信系統(tǒng)建不起來，因為我們的體制碎片化，也導致信息碎片化，所以建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誰來建，信息怎么共享，個人怎么獲取信息，怎么通過信息左右個人的行為，這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tǒng)。那么這個信息系統(tǒng)出來以后，根據(jù)信息他不符合社會救助的標準，那么通知這些申請人停止給他們的補助。個人自律的在各方面能得到更好的發(fā)展，自己不自律的雖然不構成犯罪，但是會喪失利益。我們現(xiàn)在也有一些，但是還不能深入人心，尤其像貪官污吏足以看出，對這些人來講道德教化都不起作用。我們國家現(xiàn)在法治不好，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們都希望別人堅持原則，到自己的時候，我們就網(wǎng)開一面。所以不僅僅是自己要守法，而且對違法的，能夠站出來去抵制他，能戰(zhàn)勝自己情感上的薄弱，這也是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就是重情感、輕理性。無論是社會生活也好，經(jīng)濟運行也好，管理也好，這些都是靠人來做，人的素質(zhì)不行肯定是不行，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懂法。所以全民的普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我們過去也有一五普法，二五普法，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我覺得這些年更多的是權利意識高漲，這跟市場經(jīng)濟有關系，但是我們的義務感不強，責任感不強，而且理性的思維并沒有完全培養(yǎng)起來。所以個人自治這一塊，我覺得任務也是很艱巨，前面講社會自治涉及到一套運行規(guī)則和一套制度，那么個人的自治更多是自律，強調(diào)道德觀念的轉(zhuǎn)型，法律素養(yǎng)、法律知識的增進，理性思維的培養(yǎng)。在這里面提到了剛才我們講的很多方面，包括全社會樹立法治的意識，推進多層次多領域的治理。還有就是建立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因為法治社會各種沖突，制度運行要靠法律，解決沖突也靠法律，所以在這里法治社會有很多的事務，可能是純法律性的事務，也有和法律相關的其他事務。我看過在國外有些糾紛的解決，在澳大利亞我曾經(jīng)就看過一個糾紛解決，第一關就是社區(qū)里的志愿者，退休的老人有法律知識的，德高望重的，來解決鄰里之間的沖突，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法治國家的建設是兩大塊，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都不能缺少，也就是一體化建設，我覺得這說的非常到位。所以在治理中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怎么用法治的思維來治理社會，而不再是過去這種用純倫理的方式，所以理性思維，包括制度建設，和傳統(tǒng)不一樣。當然也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多不好的，這個是跟文化有關系。而另一面，我們抱怨的是你不公平，你不公正，但是想想看如果是以這樣一種傳統(tǒng)的思維來選舉投票，我怎么可能保證他的產(chǎn)出是公平公正的呢？因為這些特別公正的人你都不選他，你選出來的人既然對你有恩惠，他對別人也有恩惠，所以在這里面這種傳統(tǒng)的思維對推進社會法治，實際上有非常大的難度。（二）社會自治的內(nèi)驅(qū)力問題第二個難點，社會法治建設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程，我現(xiàn)在沒有梳理到底我們需要多少制度，需要立多少法，可能會是非常多的，比如前面涉及到競爭機制的一些制度，涉及到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政府監(jiān)管的制度，也涉及到社會自治的大量法律，比如登記制度，行為的底線怎么引導，怎么監(jiān)管，涉及到個人自律。但是他的制裁措施非常有意思，他是靠什么制裁呢？過去大家族有糧倉，專門儲存糧食的，萬一遇到災年荒年，打不下糧食的時候就開倉，各個家分一點糧食。所以制度建設需要一個過程，而且也不太容易。如果這種自治組織純粹是為私人的利益，我覺得這樣是和發(fā)展方向是不一致的。這也是一個難點，政府放的太多又怕失控，不放社會就很難自我成長。所以政府在社會自治中究竟怎么定位，怎么引導培育社會的治理，怎么建設道德體系，我覺得這些都涉及到政府。其實我們已經(jīng)有很多方法，比如我曾經(jīng)參加過貴陽市的一個討論，就是涉及到它的城市管理，加強市區(qū)的管理，市區(qū)其實帶有一定的自治性，它和傳統(tǒng)的街道辦事處不一樣，街道辦事處完全是一種管理性機構，而社區(qū)是互動性的機構，它既有管理又有服務，所以這里邊有很多創(chuàng)新。所以他的社會層面比較發(fā)達，我們國家是強調(diào)政府，在西方國家強調(diào)市場，新加坡實際上三位一體，是政府、市場、社會。當然哪一些能用，哪一些不能用，我們要進行界定。所以政府定位這一塊，它需要好好研究。包括外來的組織，各種各樣的國外非政府組織也經(jīng)常滲透到中國，傳播一些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所以在這里也需要防范，要有一種安全感。所以怎么保證在自治的過程中的有序發(fā)展，也需要有步驟的安排，通過試點積累經(jīng)驗，逐步推進，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安全的敏感領域，可能要慎重。比如同性戀的家庭怎么處理，同性戀的權益怎么維護。當然他也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同性戀的家庭怎么處理，如果突然同性戀組織合法化了，社會是不是已經(jīng)充分做好準備，能夠全面認可。社會法治到底包括什么樣的內(nèi)容，到底是什么樣的制度，它的問題在哪里，癥結(jié)在哪里，包括問題的研究，怎么號脈，找出它的問題，找出它的原因。這種情況下尤其要加強對策性的可行性的研究，這里就需要數(shù)據(jù)，需要拿事實說話，所以研究方法上我們要改變。但是總體上來講，法治社會建設作為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確實是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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