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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凱:民國經濟史-晚清(doc28)-經營管理-全文預覽

2024-09-12 08:13 上一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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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法規(guī)也有侵犯財產的社會主義色彩。這一系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經濟法制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于 1931年 5月 5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托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的是回歸憲政。所以民初執(zhí)政者行為,人們對游戲規(guī)則的預期,及實際產生的游戲規(guī)則之間產生了惡性循環(huán),一旦這一惡性循環(huán)開始形成,社會重新回到”霍布斯叢林”,然后重新在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規(guī)則下產生王權或其它獨裁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原則用俗話來說就是分餅的人和第一個拿餅的人不能是同一人。而孫中山,袁世凱及其它軍閥都以自己的利益為選擇游戲規(guī)則的標準 (所謂屁股指揮腦袋 ) ,而不知道這樣選擇的游戲規(guī)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孫中山在野時反對專制,一旦軍事實力大了,就開始講軍政,訓政 (專制的另一中說法 ) ,表現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會利益為重選擇和尊重游戲規(guī)則,而是以自己的政黨利益為選擇政治游戲規(guī)則的標準。即使偷東西的人是自己的兒子,也不能從私利反對社會和司法機關對兒子進行懲罰。在這種制度下,國王由于 收稅的困難,不得不將制定稅法的權力讓給交稅大戶組成的國會,因為這是在私有地產神圣不可侵犯條件下,收稅的最有效方法。由于連年戰(zhàn)亂,農業(yè)的商業(yè)化趨勢被逆轉,農業(yè)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xiāng)之間的貿易被中斷。這種發(fā)展形同提出了類似歐美的”沒有代議制,就不交稅”的原則。清朝宣布預備立憲后,商人在各省諮議局中進一步推動憲政的發(fā)展,使諮議局成為獨立于政府的真正議會騶形。 胡繩先生在 《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也引張謇之言為證,清朝當局”但有征商之政,而無護商之法”,”商之視官,政猛于虎”。在推動立憲過程中,各級商會形成網絡,并逐漸學會英國式商會的自治和民主管理。美國人在獨立戰(zhàn)爭后各州之間不發(fā)生軍閥混戰(zhàn),很大原因,也是英國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時實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議會和州憲法的行為為獨立后的美國執(zhí)政者樹立了良好榜樣。 如果中國的軍閥可以象美國各州在獨立戰(zhàn)爭時一樣,在本省實現議會政治,與外省和平談判關于形成聯邦的條件,中國仍可和平統(tǒng)一。 1920年代以廣東軍閥陳炯明為代表的地方自治,聯邦主義思想 (所謂聯省自治 ) 就代表了中國朝這一個方向發(fā)展的可能性。這是歐洲經濟發(fā)展快的動因,但其代價就是戰(zhàn)亂連綿 (三十年戰(zhàn)爭,百年戰(zhàn)爭,兩次世界大戰(zhàn) ) 。但是由于國家懲罰偷盜的權力以統(tǒng)一,壟斷,和強制性暴力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執(zhí)政者利用來侵犯而不是保護財產權。按照李克的模型,當王權出現時,它能通過稅收 (嚴格而言可被視為一種大偷大搶 ) 創(chuàng)造公共財政,用來支持其奢華的生活,同時用它支持司法,執(zhí)法系統(tǒng)以懲罰其它人的偷搶行為。劉廣京認為赫德管理海關的最大貢獻是促進了中國商業(yè)的發(fā)展,杜絕了清朝腐敗制度下貪官對海關的擾亂 (見劉廣京, 1993,費正清編,上卷,第十章自強運動:導術西方的技術, pp566570)。過去的很多史書都指稱清朝賣國的證據是將海關權利讓與外人,其實這種指責是不準確的政治宣傳。中國現代城市公共財政制度,公共設施,建筑風格都身受租 界影響 特別是英國租界提供了司法獨立,地方自治,從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企業(yè)成立自動注冊等榜樣,實在是對中國的發(fā)展有很大正面意義。通過租界,英國人的地方自治, 獨立和公正的司法,這套制度也的確惠及中國人。英國對領事裁判權的要求在當時條件下也有其進步意義。慈禧一反鎮(zhèn)壓民間結社的傳統(tǒng),支持義和團,進攻外國公使館,打殺外國人,這在國際上被公認為犯罪行為,因而 招致各國聯軍干涉,慈禧太后犯下這一罪行時,其關鍵因素是被部下關于外國人支持光緒帝復辟的傳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實質上是慈禧鎮(zhèn)壓光緒帝改革后失去人心和統(tǒng)治合法性危機的暴發(fā),而不是簡單的外國人侵略中 5 國。 最后筆者介紹費正清 (1993, 上卷, 第 5章 ),徐中約 (1993,下卷,第 2章 ) 對不平等條約、外國侵略和租界制度的一些對國內讀者不太熟悉的記述。清朝末年保險市場不存在,政府的福利政策也不存在,所以還不可能用保險市場及 社會保險減少工業(yè)化轉型造成的代價。施堅雅 (1965) 和費維愷 (1963,下卷,第一章, ) 記載了如下史實,由于交通運輸效率低,所以中國被分割成成千上萬互不往來的地方市場,因此分工只能在狹小的地方市場內發(fā)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國性市場及相應的全國性很高分工水平?,F代工廠制度內高度專業(yè)化的各種紡織職業(yè)取代手工紡紗織布業(yè)就是這樣一個過程。這使得交易效率低,農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產力低下。盡管民間自發(fā)的土地買賣和租賃很普遍,但法律并不能有效地保護土地私有權在租賃買賣中不受 侵犯,保護土地產權的法律制度很不發(fā)達,例如有權以原價贖回已賣土地的權利是一種沒有經過類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則,進化到自由買斷所有權的制度的機會,這曾經是清朝土地糾紛和殺人案的一個重要根源。實物地租約占收成的 50% (費維愷,第一章: 18701911 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勢,費正清,劉廣編, 1993,下卷 ) 這種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經濟學家證明為不利于經濟發(fā)展的制度,因為佃農沒有得到他的努力產生的全部邊際收益,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 但是 197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信息經濟學證明,在測度農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費用很高,且生產有不確定性時,我們會有風險分擔和提高激勵的倆難沖突,當低產量出現時,從分擔風險出發(fā),地主不應該對佃戶有很大懲罰,但從提供激勵考慮,產量不高時地主就應懲 罰佃戶。另外官方和皇帝仍然有不經司法程序任意抄沒田產和其它財產的特權,也可說政府有能力侵犯財產的”剩余權”,雖然政府在和平和理性時并不經常運用此種特權。很多學者指出,不是剩余農產品導致城市產生,而是城市化才導致專業(yè)農業(yè)和專業(yè)生產各種迂回農業(yè)機械的產品的出現,因而使農業(yè)生產力提高,剩余農產品增加。 以楊小凱等為代表的超邊際分析文獻 (見,例如 Yang, 2020)指出,經濟的發(fā)展是一個分工演進的過程。集市貿易主要協(xié)調以外生比較利益為基礎的極低分工。但這個良好發(fā)展趨勢被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動亂所打斷。而不 受官方干涉的私人企業(yè),如茂新面粉廠大多生機勃勃 (陳錦江, pp509512)。 官商合辦,官督商辦是沒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就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 (1872年 ) ,開平礦務局 (1877年 ) ,上海機器織布局 (1878年 ) 而言,李作為官員是企業(yè)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從私商籌到資本,任命有捐納的官銜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經理,很 像政府有控股權或控制權的企業(yè)。因此政府可以發(fā)揮公平司法,執(zhí)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業(yè)得以蓬勃發(fā)展起來。與民治維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相反,洋務運動堅持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制度,以此為基礎來模仿發(fā)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yè)化模式。由于對跨省跨區(qū)貿易重復收稅,這種稅收制使貿易的交易費用極高,對分工的發(fā)展起著嚴重的阻礙作用。中國清朝末年的壞資本主義與法國的壞資本主義一樣,稅制不公,特權階級交很低的稅率,由于政府權力沒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專制政府執(zhí)行的薄斌輕徭政策,政府的稅收能力很差,沒有強大的公共財政,因此公路,城市公共設施等公共事業(yè)幾乎完全沒有制度化的財政支持。軍隊中官方鼓勵戰(zhàn)勝時的搶劫也成為官兵收入的主要來源 (費正清 1993,pp2332)。就政策層面而言, 18世紀的英國早就經過了重商 主義階段,并完全放棄強調政府產業(yè)政策,保護關稅的重商主義,代之以單方面自由貿易,無產業(yè)政策,放棄保護關稅,以及逐漸放棄靠特許壟斷特權獲得稅收的制度 (Mokyr 1993,north,1981,pp15868)。 (Mokyr,1993,),費正清 (1993,p24)記載了清末稅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實上的累退稅收制 (越富和有權勢的人交的稅率越低,制度化的貪污,行賄及官商勾結盛行 (關于清朝成立企業(yè)需要官府特許的制度,及官商關系和政府對一些經濟活動的壟斷,見費正清1993,pp1920及何炳棣, Ho Pingti,1962,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rin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沒有成立私人企業(yè)的自動注冊制,私人企業(yè)需要有權官負的監(jiān)護,批準,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業(yè)財產的特權從與官府勾結的商人處索取各種利益 (見費正清 )。任何大型生產活動是不可能在沒有與官府的特殊關系及批準,和監(jiān)護下發(fā)展起來的 (見費正清 1999,上卷 )。清朝一直 1996才有專利法 (費維愷 , 1999下卷第一章, pp7375),此前專門發(fā)明創(chuàng)造不能得到商業(yè)化的收入,因此分工專業(yè)化不能在技術發(fā)明中加深, 因而使中國的很多工業(yè)技術都停留在胚胎階段,不能形成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生產 按照 Mokyr(1990,) 的記載,英國的專利法相對于法國的政府獎勵科技制度的優(yōu)越性是英國工業(yè)化比法國走在前面的原因。當這些言明的假設之多樣化到達足夠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間有充分競爭時,對理解歷史最有幫助的框架才會在學界共識的基礎上脫穎而出。 在分析這三個問題之前,筆者有必要說明我所采用的治史方法,筆者不同意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歷史研究從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歷史著作都有顯含或隱含的理論框架。第二個問題的一個回答是,帝國主義的 侵略使中國不能從原始資本主義發(fā)展到現代資本主義。 1 中 國的原始資本主義 (或商業(yè)資本主義 ) 晚清的經濟歷史 楊小凱 晚清經濟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幾個問題。第二個問題與中國和西歐十八,十九世紀經濟發(fā)展的比較有關,也與當時法國和英國經濟制度的差別有關,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經濟發(fā)展會大大落后于西歐,為什么中國的原始資本主義不能發(fā)展到現代資本主義。筆者看到的資料顯示,洋務運動是個失敗的工業(yè)化運動,其失敗不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國家機會主義”,用國有企業(yè)的方式推動工業(yè)化,扼殺了私人自由企業(yè)的發(fā)展。 實證的研究態(tài)度是在寫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設,則讀者可以自行判斷這些假設與史實之間的關系。 阻礙原始資本主義向工業(y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鍵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經濟制度。 而按費正清的記載 (Fairbank,1992,p179), 清朝末年的中國,政府壟斷了一切大規(guī)模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企業(yè),大型工商業(yè),技術發(fā)明 鹽,鐵,火柴等大型生產活動都被政府壟斷,中國不但沒有結社自由,也沒有自由企業(yè)。比如政府利用鹽業(yè)官營,官窯,皇家織造與民爭利。而當時的英國是個稅法公平,收入分配比較公平,中產階級有相當高購買力,整個經濟為平民生產的好資本主義社會,因此當時英國的市場容量大于法國 (雖然人口和國土小于法國 ),分工可以加深,人均收入比法國高 30%。 而 1819世紀的東亞,中國比其它國家大得多,其政治上是大一統(tǒng)的,早至秦朝就廢除了有利于分權體制發(fā)育的封建制度,而實行了一種政治上高度壟斷的中央集權制度,它有效地扼殺了地方和人民的創(chuàng)意,這應該是清朝制度和經濟發(fā)展大大落后于歐洲的根本原因。 清朝政府能力低下,還表現在地方政府沒有制度化的稅收和政府財政,地方官員及辦事人員主要靠制度化的貪污和受賄維持生計,其中包稅制和各種陋規(guī)就是不健全的稅制與貪污的一個混合體。英國光榮革命后的好資本主義社會中,稅率對所有人都一樣,且由民意代表機關決定,政府沒有獨立于議會的財權, 所以政府稅收能力極強 (Landes,1998)。厘金制類似歐洲重商主義之前的各地貿易關卡,對國內流通的貨 物在每個地方關卡收 210%的厘金。 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在清末經濟史上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運動 (郭廷以 , 1993, pp544600, 費正清 , 編 , 上卷 , 陳錦江 , 1993, pp428532, 費正清 , 劉廣字編 , 下卷 ) 這個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識形態(tài)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yè)的法律制度為基礎。而明治維新時不但在憲法中規(guī)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3 并且全面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 (但卻不放棄天皇的實權,不搞虛君共和 ) ,除了在人民不知企業(yè)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范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yè)。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與官府搞好關系和得到庇護,胡光墉 (見陳錦江, 1993,pp482483, 也見 pp. 495512)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個所謂私營鐵路公司的例子都說明,政府一直保留撤換這些所謂私人公眾公司的總辦,及其它干涉的權力,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經驗不足導致問題時,政府又借機實行國有化 (陳錦江,上引文, pp503509)。 19041908年私人企業(yè)迅速發(fā)展,共有 272家注冊。 清朝末年的經濟有一個二元結構,農村地區(qū)基本自給自足加上集市貿易。這種農村經濟的顯著特點是,農民的主要消費是自己生產的,極少部分購自市場,所以農業(yè)生產不是專業(yè)化和為了市場化而進行 (分工水平低 ) ,幾乎很少有專業(yè)生產一種蔬菜,水果的歐美式農戶,更少有大規(guī)模雇工進行專業(yè)化商業(yè)化生產的農場。這種分工演進的動力是交通條件的改善,制度的改進,以及城市的發(fā)展。到了十九世紀后期,對私人地產的保護不嚴主要表現在對私田和特權階級田賦稅率的差別。大約有 50% 的農戶為佃農和部分自耕農,貨幣地租已出現,每畝現金地租為地價的 510%,相當接見現代國家中市 4 場的貨幣地租水平。費維愷,在前引文中指出,中國的土地所有權的分布并不比當時的美國更集中,但是清末特權階級和政府侵犯財產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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