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進入，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格局已經形成，特別是勞動就業(yè)的市場化水平越來越高。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這種發(fā)展，中國的職業(yè)多樣性也已得到很大發(fā)展，這就決定了中國以職業(yè)為基礎的階層結構具備了現代化階層結構的基本構成。 但是，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第三產業(yè)還不是很發(fā)達，第一產業(yè)比重過大，特別是第一產業(yè)的從業(yè)人數過多，人均國民收入還比較低，市場經濟正在發(fā)展和完善之中，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有一些遺存物（如戶籍制度、單位制），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市場化程度還會有一個大的提升，城市化還處在起飛階段，這些也都決定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還處于較低的現代化水平。 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來看，社會階層結構與經濟發(fā)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階層結構的發(fā)達程度也會得到相應的提高。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不斷發(fā)展，第三產業(yè)將會越來越發(fā)達，會使各個職業(yè)的比重出現比較大的變化，從而影響和改變各階層的比例。對中國現代化發(fā)展來說，階層比例的變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會中間層的規(guī)模會大大擴張，農民階層和貧困層的規(guī)模會大大縮小，一些過渡性群體（比如農民工群體）會逐漸融合在其所屬的階層之中。如果中國社會階層比例沒有出現這樣的變化，那就意味著中國現代化還沒有實現。 （五）現代化的社會階層位序已經確立 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雛形還體現在社會階層位序的確立上。所謂社會階層位序指各個階層在社會地位等級中的排列次序。階層位序取決于各個階層擁有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與組織資源數量，擁有三種資源數量越多的階層，其階層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階層擁有的資源量不可能是絕對均等的，其差別將長期存在。在現代化社會，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專業(yè)技術人員階層、企業(yè)主和經理人員階層，由于他們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最多，所以一直處于最高或較高階層的位序，農業(yè)勞動者階層和產業(yè)工人階層由于擁有的資源量有限或比較少，所以階層位序就比較低。目前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基本上呈現出這樣的位序，表現在他們之間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見表17）。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專業(yè)技術人員、私營企業(yè)主、經理等階層不論在收入上還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屬于比較高或最高的。只是這些階層之間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私營企業(yè)主階層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他們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這是因為，雖然合肥科技人員創(chuàng)辦的民營科技企業(yè)較多，但這些企業(yè)都是新辦不久，所以他們的收入還不是很高。在漢川和鎮(zhèn)寧，私營企業(yè)主不處于最高位序，處于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最高位序的是國家管理者和專業(yè)技術人員。 （六）現代社會流動機制已經出現，正在逐漸取代傳統(tǒng)社會流動機制 在傳統(tǒng)社會，個人的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隨生而來的社會關系（如家族關系、親緣關系）等“先賦性因素”是決定其階層地位的主要因素。在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身份分層，凡出生農民家庭的人都是農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農民想轉變?yōu)楣と撕透刹浚と宿D變?yōu)楦刹?，都是很困難的，中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制度性籬笆。這樣的社會流動機制，與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所需要的社會流動機制有很大的差別，也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因而嚴重地限制了人們通過努力奮斗獲得向上流動的積極性和動力，從而也影響了國家的發(fā)展活力。 在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盡管各社會階層的位序已經穩(wěn)定，但作為某個階層的個人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在現階段的中國，盡管先賦性因素還在繼續(xù)影響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但是，“獲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逐漸成為主要因素，一個人憑借著自己的努力、聰明以及能力，就有機會向上流動，也就是說，社會流動機會是面向所有的人的，是開放性的，不受個人的出生身份和家庭背景限制。 改革開放后，中國改變了以“身份”論階層和劃分階層的做法和機制，社會流動的渠道越來越開放，也越來越多，盡管還存在許多制度性限制和障礙，但是只要通過努力奮斗，只要有能力，每個人都有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機會和可能。農村孩子可以參加高考，上大學，然后就有可能進國家機關，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也可以去當專業(yè)技術人員，還有更多的農村人口外出務工經商，成為工人、個體戶甚至私營企業(yè)主等，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機會來改變自己的階層地位，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據有關調查表明，“出身藍領家庭的青年有大約一半繼承父業(yè)停留在藍領階層，另一半上升流動進入白領行列”，在城鎮(zhèn)，“有約30%的體力勞動者上升流動進入了非體力勞動者行列”。 當然，機會和風險是并存的，隨著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就業(yè)競爭將越來越激烈，因而難免會有人因競爭失敗而向下流動，不過這樣的人終究只是少數，而且他們只要通過努力，還是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地位的。不管怎么樣，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能力主義評判原則逐漸取代身份主義原則，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這是符合現代化要求的，也是中國保持持續(xù)發(fā)展活力的需要。 我們的調查還表明，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市場化的收入分配和社會分化機制比較認同，甚至已從內心深處表示接受。這種觀念的變化，是中國經濟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源和保證。例如，我們在調查中發(fā)現，被調查者較多地傾向于不同意“貧富差距大還不如吃大鍋飯”的說法（見表18）。 在合肥，%，相應地，%。 而在漢川，%%。當然，不同階層的態(tài)度結構也有所不同，在合肥，私營企業(yè)主階層已經徹底否棄了大鍋飯意識，基本否棄大鍋飯意識的其他階層還有經理人員階層、專業(yè)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階層，%、%%，亦即有90%以上的被調查者都傾向于不同意。相對而言，國家和社會管理者、個體工商戶、產業(yè)工人和商業(yè)服務業(yè)員工階層還有一定的大鍋飯意識，%、%、%%。在漢川，私營企業(yè)主階層也是基本否棄大鍋飯意識的階層，另外，經理人員階層的大鍋飯意識也很淡，在這兩個階層中，%%，%%。其他各階層則都有一定的大鍋飯意識，其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商業(yè)服務業(yè)員工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的大鍋飯意識還比較濃厚，%、%%。 從上述分析來看，個體工商戶的情況有點特殊，在兩個地方都是大鍋飯意識相對較為濃厚的階層。這可能反映了以下現實：（1）目前，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是下崗職工，與以前的職業(yè)地位相比，現在有一些失落感；（2）在目前的宏觀條件下（比如管制較嚴、融資環(huán)境差等），他們的經營活動比較艱難。但總的說來，大多數被調查者都是寧愿貧富差距大一些，也不愿意再吃大鍋飯。而且，還可以說，在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以及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職業(yè)領域，被調查者的大鍋飯意識相應較弱。 以上六個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一個具有活力、結構形態(tài)相對合理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在中國逐漸顯露出來，可以說，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的雛形已經形成。這個雛形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社會中間層不斷壯大以及社會流動機制合理化，在這樣的社會階層結構中，人們的社會流動機會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應該看到，這樣的社會階層結構與現代化的要求還有一些距離，其中仍然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因素。在中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的最終形成，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期間還有很多變數和可能性，這意味著一個現代化階層結構的形成還需要國家精心地去培育和引導。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與現代化建設進程還不相適應從上文對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中國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還僅僅是一個雛形，與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理想形態(tài)及其運行機制相比較，還有很大的差距，其內部還存在諸多的不合理之處，明顯具有過渡性、自發(fā)性和半封閉性等特點。相應地，這個結構雛形還有許多方面與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還不相適應。 （一）現代化的國家需要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 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繼續(xù)發(fā)展完善之中，社會階層結構同樣還處在不斷變遷的過程中。那么，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將會朝著什么樣的方向演變呢？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呢？這不僅是一些理論問題，更是一些亟待回答的現實問題。 l、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形態(tài)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 歷史地看，在不同的產業(yè)結構下，社會有不同的結構形態(tài)。農業(yè)社會以農業(yè)為主導產業(yè)，因而占主導地位的階層是農民，整個社會的結構形態(tài)則是一座金字塔。工業(yè)社會的初級階段以工業(yè)為主導產業(yè)，農民階層則在不斷縮小，工人階層成為最大的社會階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新興階層，比如企業(yè)家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等等，但這時社會的中間階層以所謂的老中間階層為主，其規(guī)模較小，所以社會結構的形態(tài)仍然是金字塔型，但金字塔底部的構成有所變化，規(guī)模開始縮小，整個結構形態(tài)出現向橄欖型轉化的趨勢。20世紀以來，發(fā)達國家先后進入后工業(yè)社會（有人稱之為信息社會或知識經濟社會），以服務業(yè)、信息業(yè)、知識經濟為主導產業(yè)，工人階層的規(guī)模開始縮小，而以國家、社會和企業(yè)的管理者以及專業(yè)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等白領為主的階層，成為社會階層結構的主要組成部分，社會結構的形態(tài)逐漸演變成橄欖型。 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態(tài)特征，可以簡單概括為兩頭小、中間大。所謂兩頭小是指，擁有較多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處于最高和較高社會等級的階層規(guī)模較小；而擁有的各種資源最少甚至沒有什么資源，處于較低和最低社會等級的階層的規(guī)模也很小。所謂中間大則是指，就其所擁有的各種資源而言，社會的絕大部分成員處于社會的中間等級位置，屬于社會中間層。 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一個社會的社會中間層規(guī)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層占據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占人口多數的下層則處于貧困狀態(tài)，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那么這個社會就不會穩(wěn)定，就有可能發(fā)生社會動蕩甚至戰(zhàn)爭和革命。相反，在社會中間層規(guī)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社會分配差距比較小，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從事體面的職業(yè)，獲得比較豐足的經濟收入，生活比較安定。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社會的主導價值觀有較強的認同，他們與國家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利益一致，他們同時也是經濟發(fā)展中的主導型消費群體，他們還是社會變遷中緩沖社會矛盾的穩(wěn)定力量。無疑，在這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態(tài)中，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一般都不會很大，或者不會那么尖銳，大多數社會成員很少對社會感到不滿。這樣的社會是最穩(wěn)定、最可持續(xù)發(fā)展的。 國際社會的實踐經驗表明，在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的過程中，經濟發(fā)展與經濟結構現代化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僅有經濟的現代化還不夠，還必須在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基礎上，形成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這同樣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形成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那么，經濟現代化是不鞏固的、不穩(wěn)定的，仍有倒退的危險。這樣的例證已經不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就要建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這一點更為重要，也更為本質。 公平性、開放性和合理性是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本質特征 從社會階層結構演變的客觀歷史過程來看，現代社會分化和社會階層結構形成的機制與前現代社會顯著不同。 首先，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以成就為取向，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取得，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與生俱來的條件，而主要取決于個人的能力和努力，也就是說，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是后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賦性因素。當然，這么說既不意味著后致性因素在前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過程中毫無作用，也不意味著先賦性因素已與現代社會沒有關系。 其次，社會階層的邊界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既不一定是與生俱來，也絕對不是不可改變的。在這里，任何限定某人或某些人參與競爭的制度性障礙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在現代社會，實際上很少有這樣的制度設置。每個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便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社會階層地位。在傳統(tǒng)社會，教育很不發(fā)達，并且為少數有錢、有權和文人所掌握，成為大多數人很難獲得的稀缺資源，同時，就業(yè)的市場化水平也很低，大多數人都難以獲得流動的機會。這就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邊界固定化了。而在現代社會，由于教育的普及以及就業(yè)的市場化，每個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參與就業(yè)競爭，因而都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第三，現代社會的分工和專業(yè)化程度非常高，其結果是降低了傳統(tǒng)社會所講究的特殊品質（比如特殊的家庭身份、宗教、種族等）對個人的階層地位形成的重要性，社會成員資格被標準化、普遍化。任何一個人，只要達到某種職位的最低標準要求，則不論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有機會在競爭中贏得這種職位。 第四，各精英群體，包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等，能夠相互協(xié)商、合作、妥協(xié)和制衡。在現代社會，由于高度的專業(yè)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總會有一些人擁有最多的資源，從而處于社會精英地位。他們之間既存在著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利益的差別。利益一致可能使他們走向結盟，利益差別則可能使他們走向對抗和沖突，這兩種狀態(tài)對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是不利的，前者容易損害其他階層的利益，后者則容易造成國家的動蕩甚至分裂。而在現代化水平高的國家，既存在著各精英群體相互協(xié)商、談判、妥協(xié)和合作的渠道和機制，又具有限制他們在協(xié)商過程中結成同盟的制衡機制。比如法律規(guī)定，企業(yè)家一旦參政，就必須離開企業(yè)界，脫離經濟活動；參加這個政黨的精英不能參加那個政黨，等等。此外，各種各樣的社會中間組織的存在，也是促使不同精英相互制衡的結構機制。 第五，貧困階層享有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升生存能力的制度性保障。在現代化社會，貧困現象仍然存在。貧困者陷入貧困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或者是在競爭中遭到失?。ㄈ缡I(yè)者、破產者等），或是缺乏勞動能力（如老年人、殘疾人和年幼者等），或是遭受天災人禍等等。這些都表明，貧困者中的大多數人致貧的原因，不是他們不“為”，而是他們無法有所“為”，或者所“為”的結果不理想?，F代社會存在種種制度性的和民間性的機制，如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培訓體系以及慈善機構等，一方面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幫助提升那些還有一定條件但暫時陷于貧困的人的就業(yè)能力和競爭能力。 第六，社會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認可合理的階層分化機制和層級體系。在現代化水平高的社會，后致性的地位獲得機制和競爭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對競爭的輿論、法律監(jiān)控制度也相當健全，“能者上、不能者下”，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