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20 年 7 月 21 日，中國人民銀行發(fā)布《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人民幣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改盯住美元為盯住貨幣籃子，由此可見，保持匯率基本穩(wěn)定仍是當時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根本特征。這次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 1994 年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是我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這次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 容包括：匯率調控方式的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中間價的確定和日浮動區(qū)間的變化：中國人民銀行以當日外匯市場上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 %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 3%的幅度內浮動 。起始匯率的調整：2020年 7 月 21日 19 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 1 美元兌 元人民幣， 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繼 2020 年 7月 21 日匯改，我國又陸續(xù)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政策和措施，逐漸形成了一套有機結合的匯率改革配套制度。 2020 年以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原則基礎上，從匯率制度、匯率形成機制、匯率水平三個方面人手，使人民幣匯率制度形成為一個以市場供求關系為主導、參考多種貨幣匯率變化關系的有機的整體。 這種匯率制度的特點有如下幾個方面：對經常賬戶項目下的貿易以 非貿易收支實行結售匯制 。對部分單方面轉移支付項目和所有資本賬戶用匯實行審批制 。建立統(tǒng)一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央銀行授權交易中心集中管理外匯交易，然后中央銀行會根據市場運行情況進行干預 。實行會員制交易主體，會員可以進行自營和代理買賣 。對非中央銀行會員核定其周轉外匯頭寸限額 。交易中心對外匯的每日匯價浮動范圍進行限制 。交易日結束時，會形成一個市場加權平均匯率 。經中央銀行公布后，就是下一個交易日的基準匯率 。中央銀行作為市場交易會員之一，在上海交易總部可以隨時參與外匯交易，沒有最高持匯額度限制。 人民幣匯 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國內經濟規(guī)模。根據 “ 三元悖論 ” ，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對經濟規(guī)模較大的國家來說，經濟獨立性高。資本管制少，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大國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就要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自2020 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三位，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對于中長期保持經濟和金融的穩(wěn)定至關重要。維持與外幣的固定匯率會使中國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貨 幣政策獨立成本很高，對中國而言，無法放棄本?，F行的匯率制度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 國內金融體制。國內的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與真正意義上的商業(yè)金融機構還存在差距，再加上監(jiān)管體制及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尚不完善，各種類型的金融市場發(fā)育還不成熟，國內的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與真正意義上的商業(yè)金融機構還存在差距，再加上監(jiān)管體制及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尚不完善，各種類型的金融市場發(fā)育還不成熟，這些都限制了金融市場為人民幣匯率確定合理價格的能力。另外，金融市場缺乏一定的匯率避險工具，不足 以支持大幅度的浮動匯率，再加上私人部門還不具備規(guī)避匯率風險的管理能力與經驗，因此，浮動匯率只會對金融市場安全與宏觀經濟穩(wěn)定帶來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人民幣匯率要實現自由的浮動，需要各種類型遠期外匯市場的發(fā)展和支持，而這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改革的全面推進。 國際政治壓力?，F在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壓力雖然沒有改革以前那么強烈，但是仍然不可忽視。壓力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美國等國家把人民幣看作是本國巨大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以及參考一籃子貨幣需要的國際合作。首先，一些中國的貿易伙伴國的逆差是多方面的結果，但是 人民幣卻成了罪魁禍首。其次，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國際合作就是重要的一項。但是中國長期的對一些貿易伙伴國的巨額順差，一直都被貿易伙伴國政府和一些企業(yè)批評，這會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發(fā)起挑戰(zhàn)。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的外部失衡。近年來，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持續(xù)擴大，加劇了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 2020年以來對外貿易順差迅速擴大，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我國長期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國際上其他國家攻擊人民幣匯率的主要依據，它使國際市場對 人民幣匯率的非理性預期持續(xù)高漲。如果單憑市場力量來決定中國的匯率，人民幣將大幅升值。理由主要有：一是中國每年高額的貿易順差 。二是外國投資和國際游資快速涌人中國。這種外匯供給的不斷增加和由此形成的非理性預期制約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如果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則預期自我實現，這會引發(fā)新一輪投機行為，那么人民幣匯率不是被低估，而是被大大地高估，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危害都很大。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要順利進行，一是要糾正貿易收支及國際收支的不平衡 。二是要徹底消除所有不合理的預期。而要消除所有不合理的預期，主要 在于糾正貿易收支及國際收支的不平衡。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人民幣升值的重點并不是放在匯率水平的變化上，而是放在匯率制度、匯率形成機制及匯率水平同時進行的整體改革上。也就是說，必須在匯率水平改變的同時，以制度安排來促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來生成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以便真正恢復匯率作為經濟杠桿的作用。放棄單一盯住美元，不僅表現為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更富彈性，而且在于發(fā)揮匯率價格的杠桿作用，以便用匯率價格機制來調節(jié)國內外市場資源流向，以便促進短期宏觀經濟的目的 (因為，匯率如 同利率一樣是短期宏觀調控主要手段 )。而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最為重要的是 “ 參考 ” 兩字。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水平在以國內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同時，要參考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梢酝ㄟ^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來調整與他國之間進出口貿易關系，也可以減少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之間的波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影響。而對于管理浮動匯率，盡管人民幣匯率變化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盡管是以參考一攬子貨幣來調節(jié)，但是這些變化必然在中國政府可控的范圍內進行，特別是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轉軌時期更是如此。這樣才能夠保持人民幣匯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才能減少國內企業(yè)及民眾可能面臨的匯率風險。 此外，人民幣小幅升值可以給國內國際經濟調整提供契機，增加匯率靈活性的調整從而使人民幣小幅升值，對當前中國經濟也是利大于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為經濟過熱降溫，抑制通貨膨脹，隔離美國通貨膨脹的輸入，如果試圖拖延匯率的變動實際上會積累大量的通貨膨脹。其次，改善貿易條件，提高國內資源的利用效率。雖然升值會降低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但由于中國在區(qū)域分工格局中處于制造最終產品的環(huán)節(jié)，作為生產投入的技術設備、原材料和中問產品大量依 賴進口，升值也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可以鼓勵出口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改善管理，升級產業(yè)結構，提高國內生產的附加值。隨后，緩減投機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的沖擊，促進銀行體系的改革。擴大貨幣政策空間，完善公開市場業(yè)務，豐富貨幣政策工具。升值引起國內資產價格上升，還有利于國內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在大量資本流入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沖銷措施有限，增加通貨膨脹壓力，而升值有助于避免這種情況發(fā)生。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策略選擇 完善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 在現階段中國人民幣利率非市場化、資本項目外匯實行較為嚴格管制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主要是經常項目外匯收支。由于經常項目的外匯收入與支出構成了中國外匯收支的主體，從而表明中國的外匯收支與交易仍主要是與貿易等真實經濟活動相聯系的。但根據經典的 “ 蒙代爾不可能三角 ” 理論，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與中國資本帳戶的開放進程同步。匯率形成機制的非市場化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使得經濟難以承受資本項目開放帶來的沖擊，而資本項目的開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從而最終實現管理浮動。因此，未來應逐步放開 中國資本項目管制，使得外匯市場的供求也會更多地體現經常項目收支以外的外匯供求，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應由經常項目外匯收支逐步過渡到經常項目為主兼顧其他因素特別是資本流動。 改變匯率水平、適度升值 這是匯率政策調整的各種方案中代價最低、效果最明顯的辦法。匯率制度的建設非旦夕之功，匯率水平的調整卻可以在一夜之問完成。缺乏匯率水平調整向市場傳遞可信的信號，市場主體永遠不會有參與外匯交易的動機。外匯市場的發(fā)育只能是空中樓閣。從時機來看，國內國際的形勢都表明目前仍然是人民幣適度升值的大好時機。升值 可能會對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但是目前的中國經濟并不擔心衰退，而是擔心過熱。 升值恰好是一針清涼劑。美元和日元的加息也使得人民幣升值處于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因為中美、中日之間的實際利差會誘使一部分國際投資者轉向美元或日元資產。 將匯率制度改革與經濟結構調整相結合 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整體經濟改革中的一部分，現在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巨額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是一種表象，實際是我國經濟結構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因此，在匯率制度改革的同時，要抓住機遇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解決深層次問題。改革人 民幣匯率制度是解決當前貿易順差增長過快的直接也是較為有效的手段。但在長期，不僅要調整匯率水乎和匯率制度，使其更接近市場決定的應有水平，平衡國際收支，還要改革導致國際收支不平衡的過多行政政策。首先要調整目前出口導向戰(zhàn)略，降低出口退稅，杜絕盲目引進外資，提高外商投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鼓勵擴大進口，逐步優(yōu)化貿易結構 。其次要加速國家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型，加大財政在社會保障、教育、衛(wèi)生醫(yī)療、水電交通、通訊等公共產品和服務上的投資，使社會抵抗風險的能力加大，縮減個人的凈儲蓄，持續(xù)有效地啟動內需 。再次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提高低收人人群的再分配份額，縮小收入差距，整體提高社會消費傾向，擴大國內有效需求，降低儲蓄率。 加強外匯市場交易主體等基礎建設 逐步放寬目前參與外匯交易的銀行必須經中央銀行嚴格審批的限制，改變外匯交易主體構成單一的局面。應逐步放寬行業(yè)限制，規(guī)范入市條件，使得股份制商業(yè)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和財務公司等按照人市條件逐步審批人市。當然，隨著企業(yè)制度的健全，也可以考慮讓有條件的大型企業(yè)進入外匯市場。另外需要培養(yǎng)外匯交易經理人。現有外匯指定銀行周轉額度較低，外匯指定銀行靈活運用外 匯資產余地也較小，不便于內資銀行參與金融業(yè)務的競爭。應逐步取消外匯周轉額度最低比例，用外匯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式取代額度管理方式。 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 逐步將目前國內企業(yè)的強制結售匯制過渡到意愿結匯制。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要素不足，其關鍵在于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改革強制結匯制度和實行經常項目的意愿結售匯制度后，外匯資產的儲存和風險分散到企業(yè)、銀行和個人，而不是由中央銀行獨家承擔，減少了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投放，有利于改善外匯市場上的供求，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提高匯率形成機制 的市場化程度。更加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改善貿易條件。從降低外匯儲備增速的角度考慮，也應該給人民幣匯率更大的空間。從更長遠和全面的視角看，匯率改革有助于打通資源配置優(yōu)化、增長模式轉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價格扭曲 “ 結點 ” ，進而從整體上增進國民福利。 實施啟動內需戰(zhàn)略被，縮減貿易差額 從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等支出的角度分析一國的 GDP，可以發(fā)現，要縮減貿易差額，就必須使得國內的投資和消費更為有效。因此，要使得人民幣匯率處于可持續(xù)的合理均衡水品個，就需要 對我國的內需政策進行更為細致的結構性調整，就投資需求而言，政府要減少對壟斷行業(yè)和工業(yè)項目的投入，增加對基礎設施，尤其是社會保障、教育文衛(wèi)等社會發(fā)展支出方面的投資，就消費需求而言，從短期看，要實現消費需求的升級，大忌發(fā)展服務業(yè)和服務消費 。從中期看，要是居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