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關系，盡管這種信仰具有反抗，憤怒，沮喪和迷惘等不同的形態(tài)?！痹谒纳系勖媲?，約伯就象虛無一樣，而他在面對上帝時保持了自己的個性(“他自己的作法”)。與此相似，在“詩篇”89中，大衛(wèi)因耶和華使他的人民遭受種種苦難而對他進行非難。這是一個接近原始的階段，但同時又從原始有了相當的進步：因為希伯來人增添了一個新的因素，信仰，從而使單純的原始人對神祗的憤慨內在化了。信仰就是信賴，至少最開始時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所說的信賴某某人的那種意思。信仰首先是信賴，其次才是信奉，信奉教規(guī)、教義以及后來的宗教史用來模糊信仰這個詞最初含義的宗教教條?？梢赃@么說，那一問題只是后來當信仰變成需要論證的命題，通過供述、教義和體系加以表達時才產生的。此外，這種包括對人的憤怒和沮喪，人的骨骼和內臟——一句話，完整的人——的信賴，還不曾允許將心靈同肉體分離開來，將理性同人的非理性的那一半分離開來?！倍敗霸娖? 22”談到被拋棄和遺棄的感覺時，并沒有使用玄妙的、稀有的關于內省的語言，而是用一種最強有力的聲音呼號：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么要拋棄我?…… 是你把我從娘胎中取出，在我還在吃奶時你就使我充滿希望。新教后來力圖復活這一人同他的上帝面對面的對立，但是，只復制出坦誠、生氣勃勃和充滿原始的圣經信仰的一種蒼白的復制品。他是精神和內在性的生靈，而不再是我們在《圣經》中所看到的那種有著血肉之軀的人。到我們開始宗教改革的時候，歷史上的那一階段早已過去了。“請記住，我懇求你，是你用泥土將我做成，你是否還要將我化為塵土?”既然同塵土連在一起，他也受死亡約束。在《圣經》中，關于永生的思想——人的永生，同關于人的必死性的形象的出現在力度上和頻率上相比，并不顯得重要。而在上帝面前就象虛無一樣的人，同所有塵土造成的存在者一樣，只是一天的造物，他的短暫性被一再比作一陣清風和一個影子。他象一朵花一樣到來，并被摘去，他也象影子一樣逸去，并不為繼。這種永恒本質的領域只有對超然的智者來說才是可能的。這種把哲學家看成最高類型的人——能夠從永恒的優(yōu)越地位觀察所有時代和存在的專事理論探討的智者——的觀念，對于猶太文化中關于具有信仰的人的概念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對于希伯來人來說，超然物外是一種不允許的心理狀態(tài)，是一種惡習，而不是美德；或者說，超然物外是圣經的人還不能設想的，因為他還沒有達到希臘人的理性的抽象水平。靈魂作為一種精神實體可以永世長存(以及這種永存還可以合乎理性地加以證明)，這種念頭從未出現在圣經中的人的心靈里。所有這一切使我們撇開了阿諾德把道德的人同理智的人加以對照的簡單作法，盡管，他的這一基本區(qū)分并沒有受到損害，實際上還深化了。就希臘文化來說，至少是在它的兩個最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最終哲學表達中，理想的人是理性的人，而高踞其上的必然是作為所有時代和所有存在的旁觀者的哲學家。希伯來文化并不放眼普遍的人、抽象的人；它所看到的總是具體、特定，個體的人。這種發(fā)現(它只不過標志理性功能最早的出現和分化)帶來的狂喜使柏拉圖認為，人只有在永恒中生活才是生活。英文中“理論”(theory)一詞是從希臘語動詞theatai(看)來的，這個動詞又是名詞theatre(劇場)的詞根。與此相類似，研究理論的人，哲學家或者純理論科學家，超然物外地觀察存在，就好象我們在劇場中觀看壯觀的場面。希伯來文化強調的是獻身性，是人充滿熱情地投入他終有一死的存在(既包括肉體也包括精神)，以及他的子孫、家庭、部落和上帝。(4)對于猶太人來說，永生除了體現于不可知的和可怕的上帝以外，是一個相當可疑的概念。(5)希臘人發(fā)明了邏輯。因為邏輯(10gic)這個詞是從動詞legein(說，講，交談)來的。在希伯來人看來，智力的狀態(tài)最典型地反映在約伯的朋友們愚蠢而又狂妄的嘮叨之中，他們的議論從未觸及問題的核心。在“約伯記”的結尾，約伯說：“我依靠耳朵的聽覺聽到過你，現在我的眼睛看到了你。事實上希臘人是用一個單名to kalokagathia“美的暨善的東西”[the beautiful—and—good]來表達美和善的。阿諾德間接提及的希伯來人的罪孽感，是深知人類存在的痛苦而又難以駕馭的一面，從而不能允許輕易地把善與美等同起來。因此。繼續(xù)總結下去是沒有必要的。讀者可能已經感覺到了，希伯來文化的人的特點正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所力圖重新發(fā)掘并提交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思意識的東西。上述對兩者加以對比的勾勒．可能有些傾向希伯來文化。阿諾德給人留下的印象(他在這里是作為一種仍然盛行的觀點的代表講話的)，即希伯來文化主要內容在于其追求道德的精力和愿望。這不是一種人單靠理智即可獲得的知識，甚至根本不能靠理智獲得的知識。一個人只能通過生活，而不是推理來獲得這種知識。說實在的，我們在敘述時，是把希臘文化或多或少地當作它的哲學家們特別是哲學家柏拉圖的表述來看待的。但是，正是希臘造就了哲學、邏輯、科學——也產生了柏拉圖這樣一個人物，他總結了希臘文化中圍繞人類生活的理性和非理性這一重大問題而存在的所有模糊意義?！背恕澳_注”一詞帶有的輕蔑的嘲諷意味外，我們可以認為這一說法是千真萬確的。所有后來的哲學家都暴露出對柏拉圖的遞相依屬關系，就連亞里士多德這個所有反柏拉圖主義者中的偉大英雄也不例外。這就是柏拉圖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哲學家所具有的豐富性和模糊性。這無疑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開端。但是，在青年時期遇到蘇格拉底之后，他燒掉了所有的詩稿，決心以畢生的精力從事蘇格拉底為之獻出生命的追求智慧的事業(yè)。在同蘇格拉底的那次決定性的邂遇之后，柏拉圖生涯中走過的道路，正如我們以后將看到的，扮演出可以題名為“詩人之死”的長劇。最后，他回到偉大的神話創(chuàng)作，撰寫了《蒂邁歐篇》。他的事業(yè)是理性戰(zhàn)勝詩歌和神話創(chuàng)作的勝利，或追求那種勝利的斗爭。但是，這不僅僅是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個人傳記的片斷，這是在西方歷史上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它只能在柏拉圖這樣偉大的人身上發(fā)生。(蘇格拉底也許在柏拉圖之前作到了這一點，但是我們對于作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的知識都是通過柏拉圖的著述得來的。在與蘇格拉底前的希臘相近的時期，印度和中國都曾涌現出一大批圣賢。東方人是直覺的人，而不是理性的人。把理性思維活動從無意識的原始深淵中提取出來，是希臘人的成就。只有通過把理性思維活動區(qū)別開來，并把它奉為人類力量的皇冠，科學，這一西方的獨特產物才可能產生。我們衡量這一過程，可以以柏拉圖以前的兩個思想家，在公元前480年左右處于全盛時期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為其開端，而以真正將柏拉圖在后學園時期所勾出輪廓的理性觀念推向頂峰的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成就為其終結。這些日期可以當作一條曲線上的各個點。從公元前480年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的時代到公元前322年亞里士多德去世，只有一個半世紀多一點。巴門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是夢想家和預言家。這位女神讓詩人搭上她的馬車，越過了白天和黑夜的大門。希臘語中表示“我知道”(oida)是動詞“看”的完成式，表示“我看到了”。對比這更早的人類來說，哲人，即智者，是能判讀預言、詳夢和洞察五臟的人，是算命者，是僧侶醫(yī)生。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一個半世紀的末尾，理想的圣人轉變成純粹理性的人，其最高體現是理性的哲學家和純理論科學家。今天，我們非常習慣地認為我們的理性意識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時每刻都沉浸于理性活動當中，以至于一下子很難看出在希臘人當中發(fā)生的這些歷史事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只是在本世紀，我們才通過現代心理學知道，意識對于人生的控制是多么不穩(wěn)定，從而更真切地懂得，要詳盡地闡述這種意識，需要多么長的一段歷史，需要花費多少精力，而有時為了使這種意識超越其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