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資本，不但在接收過程中因貪污和不同單位爭奪資產而受損，而且以后成為官商不分，制度化國家機會主義的工具 這使得 1947年國民政府的官辦企業(yè) (經濟部控股的中國紡織公司 ) 控制了當時紗錠的 %，織機的%，及大部分重工業(yè)。這主要是日本經濟法律制度對私人企業(yè)產權的保護很好，政府不辦國營企業(yè)，沒有什么機會主義行為。 而抗日戰(zhàn)爭時外國投資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領下的東北。 Feuerwerker認為 () ，外國投資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之命題并沒有實證資料支持，中國人所有的現代工業(yè)在總 現代工業(yè)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戰(zhàn)前一直沒有下降，而中國人均外國投資在 1914年是 $， 1936年是 $，比印度 ($20) 和拉丁美洲($86) 低得多。而 在二戰(zhàn)前民國時期，盡管連綿戰(zhàn)爭，工業(yè)增長率仍高達 89% (Chang 1969, pp2074)。 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時，共有 92個城市對外開放，鐵路和汽輪將這些城市與外界聯接。 1938年中國 5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總人口是 ，占 5億人口的 56% (Feuerwerker， 1993, pp33)。 1900到 1938年中國城市化水平發(fā)展加速，城鄉(xiāng)之間移居基本上自由 (見 Rankin, Fairbank, Feuerwerker， 1986, pp,12)。 因此外國商品很難打入中國市場。 勞動分工和職業(yè)結構的變化非常不平衡，屬于薩克斯，楊小凱，張定勝 (2020) 所分析的二元結構：沿海和大城市與國際市場相聯，有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職業(yè)和產業(yè)在這些地區(qū)出現，而廣大農村和內地基本是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產品在大約 70,000個地方性集市中貿易 (見 Feuerwerier， 1983, pp28 和 Skinner， 1964, pp344)。 總體而言，史學家們基本同意， 19121949年間，中國的總產出增加得非常緩慢，人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但也沒有下降，但 19371949年的戰(zhàn)爭期間，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可能還是顯著下降。 ()民國經濟發(fā)展表現 兩 個主要獨立于官方的對民國經濟發(fā)展的估計，見 Liu Tachung and Yeh Kungchia (1965) 和巫寶山 (1947)。 國共內戰(zhàn)開始后，在沒有主要反對黨共產黨參加的情況下，政府片面召開國大，通過憲法，宣布行憲，也樹立了一個機會主義的榜樣。國民黨 沒有采取滿足模糊面紗原則的行動對自己的權力作出可信的限制，以贏得共產黨對公平游戲規(guī)則的信心。這次憲政過程又一次以失敗告終。 1942年大部分參政員又由遴選制改為選舉制。 國民政府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zhàn)爭所打斷，但是這 種努力并未完全停止，這主要表現在抗戰(zhàn)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而 Mokyr (1990,1993) 和 Landers(1998) 都證明這些法律制度中的激進主義色彩對長期經濟發(fā)展有負面影響。 一些行政法規(guī)也有侵犯財產的社會主義色彩。但這時的立法工作也因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留下了一些不利于保 護財產權的隱患。這一系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經濟法制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這種行為使中國經濟重上軌道露出一道曙光。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于 1931年 5月 5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托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的是回歸憲政。 軍閥混戰(zhàn)也產生了類似歐洲政治不統一的好效果，制度試驗多樣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觀念和制度，以及憲政的推動 (例如制定憲法 ) 都在這一時期有不少進步，也為以后的憲政發(fā)展提供了基礎。所以民初執(zhí)政者行為，人們對游戲規(guī)則的預期，及實際產生的游戲規(guī)則之間產生了惡性循環(huán)，一旦這一惡性循環(huán)開始形成，社會重新回到”霍布斯叢林”，然后重新在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規(guī)則下產生王權或其它獨裁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民初的憲政失敗也要歸結為過去專制制度對人們的道德觀念的毒害。這原則用俗話來說就是分餅的人和第一個拿餅的人不能是同一人。而只有各方 都同意的游戲規(guī)則才可能變成憲政游戲規(guī)則而流傳下去。而孫中山，袁世凱及其它軍閥都以自己的利益為選擇游戲規(guī)則的標準 (所謂屁股指揮腦袋 ) ，而不知道這樣選擇的游戲規(guī)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袁世凱如能象華盛頓那樣自動退位，則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來保護財產的暴力與此暴力傾向于侵犯 人民權利的兩難就可解決。孫中山在野時反對專制，一旦軍事實力大了，就開始講軍政，訓政 (專制的另一中說法 ) ，表現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會利益為重選擇和尊重游戲規(guī)則，而是以自己的政黨利益為選擇政治游戲規(guī)則的標準。所以憲法規(guī)則并不是中國政治家的行為準則。即使偷東西的人是自己的兒子，也不能從私利反對社會和司法機關對兒子進行懲罰。英國一直沒有成文憲法，但卻是憲政的創(chuàng)始國，其憲政游戲規(guī)則是朝野各方所認同的一些行為準則，例如不能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這些行為準則是以參加政治游戲的局中人對公眾利益和道德準則的一些基本共識為基礎。在這種制度下，國王由于 收稅的困難，不得不將制定稅法的權力讓給交稅大戶組成的國會，因為這是在私有地產神圣不可侵犯條件下，收稅的最有效方法。從英美發(fā)展起來的憲政主義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紀英國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憲章。由于連年戰(zhàn)亂，農業(yè)的商業(yè)化趨勢被逆轉，農業(yè)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xiāng)之間的貿易被中斷。清末民初憲政的發(fā)展使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曙光初露，但隨后的軍閥混戰(zhàn)打斷了這一過程。這種發(fā)展形同提出了類似歐美的”沒有代議制，就不交稅”的原則。它 于 1911年迫使政府放棄其獨立財權，將財政預算核減掉7790萬兩銀。清朝宣布預備立憲后，商人在各省諮議局中進一步推動憲政的發(fā)展，使諮議局成為獨立于政府的真正議會騶形。君主”超然于權限之外”，”官員游行于利綠之中”。 胡繩先生在 《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也引張謇之言為證，清朝當局”但有征商之政，而無護商之法”，”商之視官，政猛于虎”。 商人們認識到”今日中國之政治現象，則與股份公司之性質最不兼容者也。在推動立憲過程中，各級商會形成網絡，并逐漸學會英國式商會的自治和民主管理。 侯宜杰所《二 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是本著作關于立憲與經濟發(fā)展和中國商人階級成長的關系的杰出著作。美國人在獨立戰(zhàn)爭后各州之間不發(fā)生軍閥混戰(zhàn)，很大原因，也是英國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時實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議會和州憲法的行為為獨立后的美國執(zhí)政者樹立了良好榜樣。這也與清政府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給中國人樹立的行為榜樣有關，中國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從未有”玩的就是公平 (fair play)”的概念，因此陳炯明關于各省之間締結各省同意的條約 (憲法 ) 通過 和平統一方式發(fā)展出美國式的聯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它軍閥支持。 如果中國的軍閥可以象美國各州在獨立戰(zhàn)爭時一樣，在本省實現議會政治，與外省和平談判關于形成聯邦的條件，中國仍可和平統一。 當時外國對各地的軍閥政權不予承認， 由于當時外國的承認對各地軍閥政權合法性及經濟軍事援助至關重要，所以在外國的鼓勵下，各地軍閥大多以統一中國，爭取外國承認的全中國統治合法性為目 標。 1920年代以廣東軍閥陳炯明為代表的地方自治，聯邦主義思想 (所謂聯省自治 ) 就代表了中國朝這一個方向發(fā)展的可能性。 清末民初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遲緩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尋找解決國家功能兩難的途徑過程中，逐漸滑向具有一個統一合法的國家暴 力的失效，因而出現類似霍布斯叢林的軍閥混戰(zhàn)局面。這是歐洲經濟發(fā)展快的動因，但其代價就是戰(zhàn)亂連綿 (三十年戰(zhàn)爭，百年戰(zhàn)爭，兩次世界大戰(zhàn) ) 。當清朝國家權力在執(zhí)政者壟斷政治的條件下被用來追求特權階級利益和損害社會利益 (所謂國家機會主義 ) 時，清末的經濟發(fā)展的落后和停滯就發(fā)生了，而當國家機會主義使政權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強大合法，統一的國家暴力崩潰時，民國初年的社會動亂就發(fā)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發(fā)展遲緩，生產力進步緩慢。但是由于國家懲罰偷盜的權力以統一，壟斷，和強制性暴力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執(zhí)政者利用來侵犯而不是保護財產權。它可能有效地改進交易效率，促進分工的發(fā)展和生產力進步。按照李克的模型，當王權出現時，它能通過稅收 (嚴格而言可被視為一種大偷大搶 ) 創(chuàng)造公共財政，用來支持其奢華的生活，同時用它支持司法，執(zhí)法系統以懲罰其它人的偷搶行為。最近國家經濟學的正式數學模型 (李克， Li, 2020 年 ) 將霍布斯 (Hobbs,1651) 有關國家的思想數學化了。劉廣京認為赫德管理海關的最大貢獻是促進了中國商業(yè)的發(fā)展，杜絕了清朝腐敗制度下貪官對海關的擾亂 (見劉廣京， 1993,費正清編，上卷，第十章自強運動：導術西方的技術， pp566570)。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國海關迅速現代化，而且使海關成為最有效率，最少貪污的清朝官僚機構。過去的很多史書都指稱清朝賣國的證據是將海關權利讓與外人，其實這種指責是不準確的政治宣傳。費正清在前引文中還記載了英國人在租界的俱樂部制度加自由結社制度怎樣被用來克服中國人社會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天生的免費搭車的心態(tài)。中國現代城市公共財政制度，公共設施，建筑風格都身受租 界影響 特別是英國租界提供了司法獨立，地方自治，從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企業(yè)成立自動注冊等榜樣，實在是對中國的發(fā)展有很大正面意義。英國在中國的租界基本實行地方自治，不是由英國政府，而是由租界居民選出的地方機構治理租界。通過租界，英國人的地方自治， 獨立和公正的司法，這套制度也的確惠及中國人。英國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司法，而是由獨立于政府和告辯雙方獨立的主要由本地人組成的陪審團定有罪無罪，這是普通法不同于歐洲大陸和中國成文法的地方。英國對領事裁判權的要求在當時條件下也有其進步意義。 清朝與外國沖突產生的條約制其實對中國經濟有其正面影響。慈禧一反鎮(zhèn)壓民間結社的傳統，支持義和團，進攻外國公使館，打殺外國人，這在國際上被公認為犯罪行為，因而 招致各國聯軍干涉，慈禧太后犯下這一罪行時，其關鍵因素是被部下關于外國人支持光緒帝復辟的傳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實質上是慈禧鎮(zhèn)壓光緒帝改革后失去人心和統治合法性危機的暴發(fā)，而不是簡單的外國人侵略中 5 國。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鎮(zhèn)壓戊戌維新運動后被國內外認為失去領導中國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虧心態(tài)成為觸發(fā)義和團事件的內因。 最后筆者介紹費正清 (1993, 上卷， 第 5章 )，徐中約 (1993，下卷，第 2章 ) 對不平等條約、外國侵略和租界制度的一些對國內讀者不太熟悉的記述。費維愷 () 還指出，清末政府制度的落后造成用于促進交通運輸，司法，執(zhí)法等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開支，大大低于歐美國家，這是當時清朝經濟落后的一個主要原因。清朝末年保險市場不存在，政府的福利政策也不存在，所以還不可能用保險市場及 社會保險減少工業(yè)化轉型造成的代價。這使沿海與內地收入差距加大，也使沿海大商業(yè)城市的發(fā)展受到局限。施堅雅 (1965) 和費維愷 (1963，下卷，第一章， ) 記載了如下史實，由于交通運輸效率低，所以中國被分割成成千上萬互不往來的地方市場，因此分工只能在狹小的地方市場內發(fā)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國性市場及相應的全國性很高分工水平。但是由于清末的各種法律，經濟制度并不發(fā)達，交通運輸條件也很差，所以這個工業(yè)化轉型過程在當時不是太快而是與歐美日本比較而言太慢。現代工廠制度內高度專業(yè)化的各種紡織職業(yè)取代手工紡紗織布業(yè)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按費正清的記載 (1993,上卷，第一章 ) ，清末的人口增加，刺激了商業(yè)化的發(fā)展，所謂商業(yè)化就是分工的發(fā)展，按文玫 (Wen, 1996) 的理論模型，人口增加會刺激分工的發(fā)展和生產力進步，清末原始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的發(fā)展使銀行業(yè)，信貸業(yè)，行會和商會出現和發(fā)展，并提高了商人的地位。這使得交易效率低，農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產力低下。這也應視為中國式壞私有制的一個特點，富人與官方勾結，形成特權階層，向窮人吸取政治壟斷租金。盡管民間自發(fā)的土地買賣和租賃很普遍，但法律并不能有效地保護土地私有權在租賃買賣中不受 侵犯，保護土地產權的法律制度很不發(fā)達，例如有權以原價贖回已賣土地的權利是一種沒有經過類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則，進化到自由買斷所有權的制度的機會，這曾經是清朝土地糾紛和殺人案的一個重要根源。因此在一個自由契約制度中自發(fā)產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種有效率的土地制度 (見 Stiglitz， 1977, 張五常 1976, 張五常還發(fā)現了廢除分成地租制的土地改革對經濟發(fā)展的負面影響的經驗證據 )。實物地租約占收成的 50％ (費維愷，第一章： 18701911 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勢，費正清，劉廣編， 1993，下卷 ) 這種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經濟學家證明為不利于經濟發(fā)展的制度，因為佃農沒有得到他的努力產生的全部邊際收益，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 但是 197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信息經濟學證明，在測度農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費用很高，且生產有不確定性時，我們會有風險分擔和提高激勵的倆難沖突，當低產量出現時，從分擔風險出發(fā)，地主不應該對佃戶有很大懲罰，但從提供激勵考慮，產量不高時地主就應懲 罰佃戶。很少有官吏，富紳，有官方背景的壟斷商人擁有一萬畝土地的例子。另外官方和皇帝仍然有不經司法程序任意抄沒田產和其它財產的特權，也可說政府有能力侵犯財產的”剩余權”，雖然政府在和平和理性時并不經常運用此種特權。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已相當發(fā)達， 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記錄說明，華北和滿洲，除了私人民田外，還有大量旗田，屯田和皇莊，它們 都是侵犯財產和戰(zhàn)爭的后果。很多學者指出，不是剩余農產品導致城市產生，而是城市化才導致專業(yè)農業(yè)和專業(yè)生產各種迂回農業(yè)機械的產品的出現，因而使農業(y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