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法律的適用。實際上，作為對立法者認識結果的法律文本進行再認識的法律解釋，由于其對象是客觀的（法律文本）因而它離不開法律文本自身所釋放的意義?！爱斠徊糠ǖ錁I(yè)已厘定，就應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13]，“刑事法官根本沒有解釋刑事法律的權利，因為它們不是立法者”。同時，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對社會實際需要的滿足和對社會正常發(fā)展的保護，如 果法律不能滿足社會實際需要，不能保護社會的正常發(fā)展，這樣的法律就不是“良法”。解決這一沖突就是刑法解釋當然的任務。法官雖然也是在主持公道，但它是替國家討回公道。 二、刑法解釋的主體——樹立法官的絕對權威 在探討刑法解釋的基本思想時，筆者發(fā)現(xiàn)，在刑法解釋的主體上，我們很有必要對目前理論界的通說觀點進行檢討。雖然立法機關對法律也有所謂的解釋權，但實際上，立法機關所作的解釋仍然是立法權的延伸，其實質還是立法，只是在這里借用了“解釋”一詞的象征意義。因為公訴案件的審理一般是以公訴機關提起公訴為前提的。[18]這既是在刑法解釋基本思想上堅持客觀說的必然邏輯結論，也是人類認識特性的必然結果。這與法院獨立享有審判權的原則是相沖突的。另一方面，經(jīng)過政治學家和法學家多年的論證和探索，理論界一般已達成這樣的共識：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意義是不同的。具體說，如果屬于上述第一種情況，法官應根據(jù)刑法典中其它條文的規(guī)定來對抗這種惡法，那怕這種根據(jù)并不是完全充分。強調該點是基于以下考慮：在私法領域，因訴訟雙方地位平等，法院是作為“主持公道”的身份并借助國家權威對糾紛雙方作出裁判。筆者認為，相對于刑法的公平價值和保護機能，前者處于“手段”地位，易言之，二者之間是一種目的與手段的關系。 第三，從利益衡量的角度，刑法的安全價值與公平價值，保障機能與保護機能，哪一個更重要。而筆者認為，從罪刑法定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看，其核心內容即是無罪推定。這兩者結合后，就產(chǎn)生了一個新的可能的世界。對于立法者來說，法律文本是認識的結果，但對于一般人而言，它又成為被認識的對象。折衷說的觀點不僅未能達到其初衷，相反卻有些繼承了二者各自所固有的弊端的意味。作為立法者意思表示的客觀現(xiàn)象形態(tài)，法條之于解釋者而言是客觀的，對這一客觀事物的理解，每個人由于其固有的經(jīng)驗知識的差別而必然導致對其理解的不同。該說認為。 （一）刑法解釋基本思想概覽 ，又稱立法者意思說。該說認為，刑法解釋應以揭示適用時刑法之外在意思為目標，即刑法解釋的目標就是闡明解釋時刑法條文客觀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時主觀上所賦予刑法條文的意思。另一方面，假若我們的解釋者的解釋令人驚奇地達到了前述要求，將立法者原意通過法律適用完全再現(xiàn)出來，但這種立法意圖在適用時卻因時過境遷而招致極大的不公平時，是否還與真正的法治原則相一致。二者的接合點即為個案適用的法律和實事根據(jù)。對于主觀說和客觀說，筆者認為，其對立主要體現(xiàn)為三個方面：其一，立法原意是否存在，其二，客觀說與罪刑法定是否相沖突；其三，刑法的安全價值與公平價值，保障機能與保護機能孰重孰輕。作品原意既是理解和解釋的客觀標準，也是判定解釋與理解是否正確的標尺[9]。對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罪刑法定略作說明。而法官和公民對法律條文的理解，是法律產(chǎn)生實際效力的源泉，我們不能指望一部不被人們理解的法律能夠得到切實的執(zhí)行。那時，公民對法的認識是膚淺的，他們不能理解法的真正含義，而只是消極地服從。承認立法原意存在與絕對忠實于立法原意并非完全一致，道理已如前述。刑法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在進行刑法解釋時，法官不能創(chuàng)造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相反，他卻可以依據(jù)事實及對法律的理解作出無罪和輕罪推定。從這點來看，我們首先應將學理解釋排除在刑法解釋之外，因為學理解釋并無效力。從刑法解釋基本思想的角度，我們對該問題好象無法直接說明，但從現(xiàn)代刑法理論的角度，對該問題的回答卻是顯而易見的否定。當然，上述觀點是以承認本文第一部分的客觀說的刑法解釋基本思想為前提的。這數(shù)十年一貫制的概念，不僅只是停留于描述表面現(xiàn)象，而且遮蓋了司法解釋的獨特性。而從檢察院的職能上看，它主要行使法律監(jiān)督權的偵查權，在監(jiān)督權中包含對法院審判活動程序上的監(jiān)督和法院具體適用法律的監(jiān)督。因而學理解釋不僅不應當追求與立法原意的符合，相反更主要的應從法理的高度去審視法律條文應然之義。雖然這樣的結果可能使法官具有了某種“造法”的權利，但實際上，從刑法規(guī)范的意義上來說，法官又恰恰不是在造法，因為刑法規(guī)范中一般是以義務為立足點的，違背了法定的刑法上的義務，才可能適用刑法，而無罪和輕罪推定的出發(fā)點則是立足于被告人的權利的。但解釋者對法律文本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立法意圖，既受立法技術的制約，又受解釋者自身對法律精神的理解的限制，前者是客觀的，后者是主觀的，主觀與客觀的結合，構成了法律文本的實際意義。罪刑法定就是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最佳選擇。既然罪刑法定并不是絕對的法定，那么，由法律文本所釋放出的意義就包括兩部分：意義確定的部分和意義不確定的部分，前者指一般不會產(chǎn)生歧義的法律規(guī)定，后者則相反。這在1791年《法國刑法典》中得到體現(xiàn)。就法律解釋而言，法律文本存在的意義僅僅是傳達立法者的意思。 第一，關于立法原意與文本 立法活動是一個目的性的創(chuàng)造過程，將立法時一定社會的價值觀念通過法律表達出來，賦予這種價值觀念以普遍約束力，是立法的實質。這種確信一般說來是與立法意圖相一致的，但卻不絕對如此，當法律條文所體現(xiàn)出的立法者觀念與行為當時被普遍接受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