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司法行政處罰程序中的“毒樹之果”的應用(專業(yè)版)
【正文】 盡管完全排除這些非法證據(jù)有可能會使部分真正的行賄者也隨之逃脫行政處罰，但這種做法卻能夠從根本上遏制一些法院不通知刑事訴訟證人到庭的做法，“可以防范司法機關的專橫，制止國家權力的專斷”，對促進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和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果公訴機關或人民法院認為E律師的“證言”可靠，“證據(jù)”充分，為什么不敢通知E律師出庭作證呢?要知道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明確規(guī)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jīng)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zhì)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并且經(jīng)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jù)。2006年10月，省司法廳擬對上述四律師的違紀行為進行行政處罰，在司法廳依法對四位律師調(diào)查取證時，B律師稱：自己于2003年7月為A法官的女兒結(jié)婚送禮1000元是事實，但A法官在自己兒子上大學時也送過800元的禮金，屬禮尚往來。在我國，盡管沒有對行政訴訟中“毒樹之果”的排除作出直接明了的說明，但事實上在不少法條和司法解釋里都對非法證據(jù)的排除作了更為寬泛的規(guī)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條第二款規(guī)定“被告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證據(jù)”、“不能作為認定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根據(jù)”。C律師稱：自己于 2002年8月為讓法庭認可超過舉證期限提交的證據(jù)，送給A法官3000元是事實，但這件事到2004年8月就已超過了行政處罰的時效，因此不應受到處罰?！?這是因為證人證言可能會因為證人與被告之間的利害關系而產(chǎn)生游移，也可能會因為證人被收買、利用或受到脅迫、威脅甚至刑訊逼供而造成虛假。誠如美國大法官克拉克針對那些對排除非法證據(jù)不理解，認為“只因為警察的微小錯誤就讓罪犯逍遙法外”的說法給予反駁時所說的那樣“正是基于維護司法尊嚴的考慮，如果不得不讓一個罪犯自由就應當讓他自由，這是法律讓他自由?！ 』谏鲜隼碛?，筆者認為，司法行政機關在對于因“涉賄”懲處律師的時候，應嚴格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把沒有經(jīng)過質(zhì)證的證人證言或被告人供述作為非法證據(jù)予以排除，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保護律師的合法權益?？蓡栴}是，在A法官受賄一案中，E律師不是不愿意出庭，而是E律師要求出庭質(zhì)證，是法庭不讓或根本就沒有通知E律師出庭作證。2006年元月，法院對A法官作出一審判決，認定A法官收受B、C、D、E 四律師送去的錢財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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