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7]參見李薇：《東京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民法第900條違憲》，載《外國法譯評》1994年第2期。又如在民事訴訟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國的證書訴訟與票據(jù)訴訟程序，1926年認為這種程序在日本沒有必要，將之刪除?！　≡诶^受(移植)外國法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外國法與本國原有的國情有不合或沖突的地方發(fā)生爭論甚至沖突，也是一種必然的現(xiàn)象。至于一般的修改，當然總還會有的。　　由此可見，舊的勢力是不甘心完全退出歷史舞臺的，總要留下一點立足之地，為他日復辟作點準備。其中主要有關于戶主權的規(guī)定、家督繼承的規(guī)定。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據(jù)臨時教育會議的建議，設置臨時法制審議會，著手對民法的親屬繼承兩編進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復日本自古以來的“淳風美俗”。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與未成年人、禁治產(chǎn)人并列為無能力人。在中世紀的農(nóng)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關系，就是這個道理。第5編《繼承》，分為家督繼承、遺產(chǎn)繼承、繼承的承認及拋棄、財產(chǎn)的分離、繼承人的曠缺、遺囑、特留分7章。在大多數(shù)議員都是多妻者的情形下，議會是當然不會通過的。反對派則以傾向于歷史法學的英國法學派為中心，稱為“延期派”(延期施行，然后進行改廢)。早在制定之初，就把財產(chǎn)法部分委托給從法國聘來的專家(巴黎大學教授布瓦松納)(這位專家先受聘起草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這兩個法律很快被日本接受，于1880年公布施行)，把親屬法部分交給日本學者，并且要求后者注意日本固有的風俗習慣。”　　這一點，在刑事法律方面比較容易，所以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在1880年制定公布。當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對于外國法的全面的、徹底的“繼受”’像日本這樣的例子，在世界歷史上是少有的(被動的、強迫的繼受，如當一個國家或地區(qū)被另一國家滅亡或征服、侵占時除外)。日本民法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以后甚至把制定民法的工作一度交給外務省以求速成。這部民法仍預定于1893年施行?！　≡缭?889年(公布前一年)就出現(xiàn)了反對意見，公布后，反對意見與擁護意見逐漸增多，論爭逐漸激烈?！　∪毡镜姆ǖ湔摖庯@然是兩種思潮的斗爭，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思想與封建主義的反動思想的斗爭。第2編《物權》，分為總則、占有權、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留置權、先取特權、質(zhì)權、抵押權10章。身份法則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長制的家族制度基礎之上的，不承認家族成員(包括家屬、妻、子女)的獨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在法律上必然表現(xiàn)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是違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說它是一種變相的封建關系。　　1947年12月22日《修改民法的一部分的法律》公布，于1948年1月1日(《應急措施》失效之日)施行。 [5]　　新法廢除了“家督繼承”，但在第897條規(guī)定：“家譜、祭具及墳墓的所有權，可以不拘前條 [6]規(guī)定，由按習慣應主持祖先祭祀的人承受。例如女子結婚后的姓的問題(民法第750條規(guī)定，夫妻必須同姓，于是女子婚后都從夫姓)，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的應繼分不同的問題(第900條第4項規(guī)定，非婚生子女的應繼分為婚生子女的應繼分的1/2)，仍與憲法所規(guī)定的原則不同。但這些都是限于當時的具體情況而不得已的做法?！　∫矣诮邮埽朴谘芯?，不斷修改，這是繼受外國法律很重要的原則。《改正要綱》恢復舊民法的規(guī)定?！　10]中川淳《親族法逐條解說》第31—32頁。……　　日本在接受了外國法律后，很注意對之進行研究。在日本制定民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可說直到今天)維護固有的“淳風美俗”的說法。在變法圖強中，繼受先進的政治法律(以及其他)制度，因而接受(移植)外國的法律，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也沒有什么不合理?？梢娺@部分以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和法國民法典為蘭本的財產(chǎn)法，是適合當時戰(zhàn)勝國(主要是美國)統(tǒng)治階級的味口的?！　∵@樣，基本上消除了第5兩編中的封建性，使這兩編也與前三編一各成為“近代化”的民法。正在要進行修改時，日本戰(zhàn)敗，這個工作被擱置了。在明治憲法的整體體制之下，家為國之本，家長(戶主)制與天皇制是一脈相承的。在日本舊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戶主權，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強?！罢加小北灰?guī)定為“占有權”。明治26年(1893年)，設置法典調(diào)查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以穗積陳重、富井政章、梅謙次郎三人為起草委員，另以數(shù)十人為委員。家長權是尊嚴的、不可動搖的，正如天皇的大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樣。這一方面，沒有引起人們的異議。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請法國專家來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這就是想要通過調(diào)整人民間的民事關系，為國家的“富強”打下基礎。例如民事訴訟法幾乎就是那時的德國民事訴訟法的翻譯本。圍繞著民法發(fā)生的“法典論爭”，被人們以之與發(fā)生在德國的法典論爭相提并論，議論不休。一方面忙于翻譯外國法律，一方面頻繁地設置、改設各種機構。在繼承部分規(guī)定了家督繼承制度。因而在舊民法公布前，這些已受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