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理解為狹義的刑法典，將該款規(guī)定中的“法律有特別規(guī)定的”情況，理解為一切不屬于狹義的刑法典規(guī)定的情況，顯然無法根據(jù)刑法第6 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屬地原則給上述問題一個明確的回答。上述第二種理解的方式，即將《刑法》第6 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內容理解為刑法典的適用范圍，是為我國刑法學界通說實際采用的理解方式。從國內外刑法學界對類似規(guī)定的解釋來看，對該款規(guī)定的內容大致有三種理解方式。閔希，《國際法教程》，世界知識出版社，第259—260頁。當然，從法理角度看，“治外法權說”與客觀事實不符或該學說在國際法學界受到冷落，并不是不宜用該學說來解釋我國駐外使館法律地位的主要依據(j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一種學說曾“長期得到國際法著作和判例的支持”（注：王獻樞主編高等政法院校規(guī)劃教材《國際法》，第318頁。但是，由于該公約中的國家主權指的只是基于國家領域的領土主權，因此，該公約第92條在規(guī)定船舶地位沒有采用旗籍管轄的說法，而是使用了“專屬管轄”這一嶄新的概念。對我國船舶內發(fā)生的犯罪適用我國刑法，用屬地原則和屬人原則都不能作出合理解釋，那么我國刑法作出上述規(guī)定的國際法依據(jù)何在呢？在傳統(tǒng)的國際法理論中，除了用屬地原則來解釋旗籍國對本國船舶的管轄根據(jù)外，還有一種相當流行理論。但是，對船舶內發(fā)生的犯罪是否應象我國刑法學界和國際法界某些人所主張的那樣，用國家的屬人管轄權來加以解釋呢？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也只能給一個否定的回答。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330頁。）， 是主導性的觀點；即使主張對船舶、航空器的管轄屬于“屬地管轄”的人也認為，“沿海國對于進入內水的外國船舶得行使屬地管轄權”，通過他國領?；蝾I空的船舶、航空器等，如果有“任何違反所在國法律的行為，該國法院有權管轄”（注：陳致中：《國際法教程》，中山大學出版社，第61頁。，與國際法基本原則不符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土地完整是當代國際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因為，該公約第89條規(guī)定“任何國家不得有效地聲稱將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權之下”。盡管筆者在國內尚未見根據(jù)該公約解釋船舶地位的有關論述，但根據(jù)該公約的有關規(guī)定，應該說任何國家對在本國領域外的任何船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視為“該國的領域”。）。在我國刑法學界，除少數(shù)人外（注：參見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第296頁； 李恩慈：《論我國刑法空間效力的立法完善》，見高銘暄主編《刑法修改建議文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第188頁。鑒于我國刑法學界對這幾個問題的解釋，多有與我國參與的有關國際條約、我國國際法學界以及刑法規(guī)定本身內在邏輯相悖，或者不甚清楚的地方，筆者愿談一些自己的看法，望能得到學界同仁的指正。對前者的回答必須以我國刑事管轄權的范圍為基礎，而對后者的回答則只能以我國領域的范圍為據(jù)。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將船舶、航空器視為旗籍國的浮動領土，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依據(jù)。從各國刑法立法例的角度看，將對船舶、航空器內發(fā)生的犯罪適用本國刑法，規(guī)定在刑法的屬地效力內的立法例也不鮮見（如法國刑典）。在一般情況下， 一國能夠完全行使排他性的主權管轄的地域范圍，就是該國領域的范圍。此外，海洋法公約還規(guī)定，一切民間或國有商用船舶等不享有完全豁免權的船舶，如在公海上涉嫌海盜、販賣奴隸、從事未經(jīng)許可的廣播等非法行為，他國軍艦、軍用飛機有登臨檢查權（第110條）； 如有上述非法行為，他國可以逮捕、扣押有關人員和船舶（第105條、第109條）；上述船舶如果有違反沿海國法律和規(guī)章的行為，即使已經(jīng)脫離他國領域，沿海國有自該國內水、領海和毗鄰區(qū)開始的緊追權（第111條）。由于國家領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因而在國家領土主權問題上，相互尊重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首先就表現(xiàn)為一國領域內不允許他國領土的存在。國外國際法學界的通說也認為，“沿海國對于內水擁有完全的領土主權和由此產生的一切權利”，“除了擁有強制主權權限的國家船舶以外，懸掛外國國旗的船舶，原則上屬于屬于港口國的主權范圍”，“在外國內水的船舶沒有治外法權，因此，它們受沿海國的領土主權”“特別是警察權和司法權的管轄”。主張船舶是旗籍國的領域，不僅在理論上不符合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我國參加的有關國際法條約；從實踐角度看，也會使我國政府和我國的司法機關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首先， 由于屬人管轄的對象是本國公民，用屬人管轄無法解釋對在我國船舶中犯罪的外國人適用我國刑法的情況。閔希，《國際法教程》，世界知識出版社，第346頁。相反，我國參加的《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1 條規(guī)定：“締約各國承認每一國家對其領土上空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該公約第16條規(guī)定：“締約各國的有關當局有權對其他締約國的航空器在降?；蝻w離時進行搜查”，而1963年的東京公約和1971年的蒙特利爾公約都在強調了航空器登記國應該對發(fā)生在該國航空器內的犯罪行使管轄權的同時，規(guī)定該公約并不排斥按照本國法行使任何管轄權。“既不是以事實為根據(jù)， 也不符合各國外交特權和豁免方面的說法”（注：王鐵崖主編高等學校法學教材《國際法》，第343頁。同時，該公約第41條經(jīng)三款還專門規(guī)定，“使館館舍不得充作與與本公約或一般國際法之其他規(guī)則，或派遣國與接受國間有效之特別協(xié)議所規(guī)定之使館職務不相符合之用途”。同時，根據(jù)上述條例的第1條和第26 條規(guī)定的精神，外國駐中國使領館及其人員享有的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具體內容，是由“中國政府根據(jù)對等原則”“確定”，不是外國使領館作為“外國領域”而本身固有的。即認為該款規(guī)定表明我國《刑法》在空間效力問題上采用基本原則是屬地原則，其他原則只是補充。上述理解方式說明的實際不是我國刑法的屬地原則，而是我國刑法中的刑法典和特別刑法、區(qū)域性刑法的關系（關于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將在后面分析）。這樣，目前我國刑法教科書中所說的“法律有特別規(guī)定的”情況，實際上都是屬于根據(jù)我國國家的最高屬地統(tǒng)治權應該適用我國刑法（包括特別刑法和區(qū)域性刑法和區(qū)域性刑法）的情況，就是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也不例外?！斑m用”一詞這兩種含義，或者說我國刑法的效力范圍與我國的刑事管轄權范圍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并無矛盾之處，但二者也有不完全吻合的地方。對在我國領域內的外國公民不“適用”我國刑法，除我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和《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規(guī)定的情況外，還應該包括我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和應遵循的國際慣例所規(guī)定情況。這種學說亦稱主觀說，是將犯罪的本質視為行為人反抗意志（主觀惡性）的表現(xiàn)，強調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的主觀的犯罪概念在犯罪地問題上的反映。 對屬于上述（1）的情況， 毫無疑義應當適用我國刑法但屬于上述（2 ）和（3）的情況， 則由于犯罪行為有多種的表現(xiàn)形式和理論界對犯罪結果有不同的理解，而相對比較復雜，需要進一步分析。前者認為，所謂“部分”行為應包括能明確說明犯罪意圖的犯罪預備行為；后者則強調，所謂“部分”行為必須是部分符合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構成要件的行為，因而不應該將一國刑法適用于僅僅在該國境內實施了犯罪預備的行為。筆者認為，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采用第三種學說似乎更具有可操作性。筆者認為，在確定犯罪地問題上，原則上應按前一種方式來理解犯罪結果。筆者認為，將我國《刑法》第6條第三款中的犯罪“結果”，作如此擴張性的理解， 不僅有利于維護我國的主權，也有利于我國在處理類似案件時掌握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