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損失規(guī)則的比較研究--兼評中國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中的乘人之危和(完整版)
【正文】 產(chǎn)的分割，構(gòu)成非常損失的標準是當事人所得數(shù)量較其應得數(shù)量少1/4以上（法國民法典第887條）；對于不動產(chǎn)的出售，其標準則為出賣人因低價所受損失超過不動產(chǎn)價金7/12（法國民法典第1674條）。 事實上，從文藝復興以后，非常損失規(guī)則重新回到早期羅馬法時的受限制狀態(tài)。此后，隨著基督教的因素注入羅馬法，以及亞里士多德反商業(yè)道德態(tài)度的全面影響，在后期的羅馬法中，價金必須公平與價金必須是金錢、必須確定、必須真實一起，被確認為買賣合同價金條款的有效要件。239。即使是在后來，裁判官在特定的場合就遭受非常損失的行為授予恢復原狀(restitutio in integrum)之利益，那也是到帝政時期才變得完善。sion（注：有學者將其譯為“合同受損”。[英文摘要]With the theory of justum pretium as the point of connection,and from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observation and parative law,the autho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rule of laesio enormis developing into the institution of Wucherisches Geschaft or obvious attempting 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the rule of laesio enormis in different countries,he tries to find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ule and the legislation of China on obvious unfairness and exploitation ofone39。s unfavorable this basis,he criticizes the relative theories and legislation in China,and thinks that it is unnecessary,to provide exploitation of one39。請參見參考文獻[4]，第五章。在該時期，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和馬克西米安(Maximianus)皇帝決定，在不動產(chǎn)的價金低于其價格的一半時，遭受“非常損失”的出售人有權請求撤銷買賣。)。[4](P124125) 在公元五世紀，也就是所謂的中世紀前期的黑暗時期，由于基督教的全面影響，非常損失規(guī)則無須被沿用。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chǎn)階級的個人主義立法為擴張個人自由，掃除了司法專橫，非常損失規(guī)則也就完全但又短暫地被廢除了（注：該制度在1795年被廢除，但在兩年后又被重新承認。這種客觀標準也被委內(nèi)瑞拉、秘魯、西班牙和智利的民法典采用。這些法典并不對損失進行數(shù)量上的評價，其強調(diào)的只是對待給付的不當失衡，此外，它更強調(diào)對受損害人的危難、輕率或無經(jīng)驗存在著濫用行為，這就是所謂的主觀損失(lesi243。因此，即使是在法國法上，雖然對非常損失規(guī)則存在主觀解釋和客觀解釋兩種理論（見上文），但由于法律只是對非常損失規(guī)則的適用規(guī)定數(shù)量上的客觀標準，如法國民法典第887條、第1674條以及其他特別法的規(guī)定，[4](P107)所以這兩種理論都要借助所謂的“公平價格”作為參照系數(shù)，并與合同約定的價格作數(shù)量上的對比，以便在達到法律規(guī)定的比率時確定“非常損失”的存在。[4](P112113) 其實，所謂的公平價格不過是對合同價金的一種道德要求：按照亞里士多德和中世紀學者的學說，合同必須是合理地、而不僅僅是自由地產(chǎn)生的。有人認為商品是動產(chǎn)，但動產(chǎn)的價值往往和不動產(chǎn)相當甚至超出不動產(chǎn)。僅僅從意思表示本身不能違背自由、自愿的原則來理解法律行為的公正性，本來就存在著局限性。承受壓力者的意思表示被推定是完整的，施加壓力者的意思表示則被視為有罪。這種立法例已為此后的墨西哥、臺灣[8](P203204)等國和地區(qū)的民法典所采用（注：事實上，美國法也有相同的理論。[4](P113)對此，德國民法典其實是有所考慮的，其第138條第2款的規(guī)定畢竟不同于第123條關于脅迫的規(guī)定。 我們不否認，在現(xiàn)代社會中，存在大量“大眾化的合同”（如雇傭合同、房屋租賃合同、保險合同、貸款合同等），這些合同的公正性往往可通過一般價格或費率的直接或間接確定來加以保證。這種適用上的困難又進一步加劇其在個案處理上的不公正性。請參見徐國棟：《公平與價格——價值理論》，《中國社會法學》1993年第6期。綜其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意思表示不自由）（注：合同法第54條明確將乘人之危列入意思表示瑕疵的范圍。正因為如此，德國、瑞士民法中的暴利行為和臺灣“民法”中的顯失公平，都被放在法律行為或合同之標的的章節(jié)中加以規(guī)定和論述。可見，利用他人的急迫需要而謀取利益不足以說明該利益的不正當性。在這種情況下，乘人之危已轉(zhuǎn)化為脅迫，從而構(gòu)成意思表示的瑕疵。更有意味的是，按照法國民法典第891條和第1681條的規(guī)定，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動產(chǎn)共有人或不動產(chǎn)買受人，甚至可以通過適當補充其過少的給付而積極挽救不動產(chǎn)分割或買賣的效力。但批評者認為，暴利的存在并不比欺詐、脅迫等更違反公序良俗原則，因此應對它們作同等對待，亦即賦予受損害的當事人以選擇的權利。但在此之外，筆者建議，不妨采納法國法的做法，為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一方提供積極補救的機會，使其能審時度勢，在認為必要時主動增加或減少顯失公平的給付，以挽救法律行為的效力?！盵參考文獻] [1]周枏．羅馬法原論（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2]徐國棟．公平與價格——價值理論〔J〕．中國社會科學，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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