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中也有大約15%是民辦教師。三、“普九”時期的教育經費供給（1980年代中期2000年）：地方負責、多渠道籌資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1986年4月12日第6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以下簡稱“《義務教育法》”），我國義務教育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在“分灶吃飯”和“財政包干”的宏觀財政體制約束下，“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的原則，實際在縣級行政區(qū)域內被普遍落實為由縣（區(qū)）、鄉(xiāng)（鎮(zhèn)）、（行政）村“分級辦學”的制度。在預算外各項收入中，排前三位的分別是農村教育費附加、雜費和教育集資，三者合計約占教育經費總收入的40%。特別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省、市、縣和鄉(xiāng)的財政關系表現(xiàn)為財政收入不斷向上級集中，鄉(xiāng)鎮(zhèn)財政成為最弱的一級財政?！稕Q定》明確要求：“在今后一定時期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并使中央政府即主導了一系列重大義務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工程，包括兩期“國家貧困地區(qū)義務教育工程”、兩期“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中央投入90億元）、“農村中小學現(xiàn)代遠程教育工程”、“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等。《綱要》還提出了“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４％”的目標（第48條） 注：“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包括各級財政對教育的撥款，城鄉(xiāng)教育費附加，企業(yè)用于舉辦中小學的經費，校辦產業(yè)減免稅部分。而實行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收入逐步增加，才漸漸有能力扶持中西部廣大地區(qū)的義務教育。主要體現(xiàn)在稅費改革后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機制必須重新構建，其結果必然是加大政府對辦學的投入力度，使政府對義務教育的投入進一步強化，義務教育由“人民教育人民辦”向“義務教育政府辦”轉變，義務教育財政的公共性提高。在人員性經費中的教師工資實現(xiàn)保障的同時，中央不斷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向貧困、農村地區(qū)和民族地區(qū)傾斜投入。各?。ㄗ灾螀^(qū)、直轄市）制定的生均公用經費基本標準低于基準定額的差額部分，當年安排50％，所需資金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按照免學雜費的分擔比例共同承擔。2008年春季學期開始，國家把農村寄宿學生生活補助的標準提高到小學每生每年500元，初中每生每年750元。五、問題與展望：新《義務教育法》與“省級統(tǒng)籌”“新機制”改革之后，我國義務教育的經費供給形成了以下基本格局：縣級政府負擔人員性經費中的教師工資，中央政府提供中西部地區(qū)貧困家庭學生的教科書費用，學校公用經費和校舍維修改造資金分地區(qū)按不同比例由各級政府共同承擔。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是義務教育基本建設經費保障長效機制的缺位。即便我國能夠很快實現(xiàn)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的目標，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這一投入水平與我國的國力相比仍然是不高的，或者說是不相匹配的。第三、 教育投入的效率問題。毋庸置疑，從“以縣為主”到省級統(tǒng)籌”的制度演進和政策落實肯定也要有一個過程 這一點可參考美國義務教育的發(fā)展歷程。透過新中國60年義務教育財政以改革促發(fā)展的歷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對義務教育這一“千秋大業(yè)”的“百年夢想”，將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實現(xiàn)，中國的義務教育，完全能夠在全世界樹立起一座“教育大同”的偉大豐碑。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美國出現(xiàn)了以實現(xiàn)教育資源占有的均衡性、公平性為主要訴求的教育訴訟浪潮，有力推進了教育財政的制度演進。由于財權與事權的分離，教育部門、學校對教育經費收入也缺乏非常穩(wěn)定的、較長期的預期。第二、 義務教育的辦學條件和教學質量不均衡，義務教育的公平性仍然有待改善。 丁延慶、薛海平：我國義務教育基本建設經費保障機制研究【J】，《中國教育學刊》2008年第4期。從學校運轉的角度來看，如果說“以縣為主”實現(xiàn)了教師工資的保障，“新機制”最突出的作用莫過于解決了長期以來貧困、農村義務教育的一塊“短板”：公用經費不足的問題。教師工資不但能夠足額、及時發(fā)放，教師待遇也在不斷提高；“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的實施，特別是新的公用經費基準定額在2009年的全面執(zhí)行，使貧困、農村地區(qū)中小學公用經費緊張的局面得到全面緩解。第四是鞏固和完善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保障機制。新機制包含四個內容：第一，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兩免一補”）。此后的兩、三年內，“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在全國范圍內確立。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fā)展既是挑戰(zhàn)，也是重要機遇。這些轉移支付工程為貧困、農村地區(qū)提供了大量的義務教育基本建設經費，大大改善了項目地區(qū)義務教育基礎設施，為這些地區(qū)實現(xiàn)“普九”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實行分稅制改革之前，政府財政收入中中央所占份額過低（只有四按在校學生人數(shù)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從預算外渠道的籌資比例過大，導致我國義務教育財政的公共性缺乏，私人負擔過重。200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在全國政協(xié)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中向全世界宣布：我國如期實現(xiàn)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zhàn)略目標。 葛新斌：農村教育投入體制變遷30年:回顧與前瞻”（第十二條）。王善邁教授曾對我國建國以后（19531983年）教育投資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發(fā)現(xiàn)在30年間，除了19631965年間的調整時期以及“三五”時期（19661970年），在國民經濟發(fā)展的各個時期教育投資和教育基建投資的增速都超過了國民經濟主要指標（社會生產總值、國民收入、財政收入和全國基建總投資）的增長速度。 周貝?。宏P于建國以來教育發(fā)展的反思和對策【J】，《遼寧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王善邁：我國教育投資比例的歷史分析【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5期?！保?964年） 同上，1279頁。在這種背景下，“官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