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我國目前社會對銀行保密制度尚缺乏足夠的重視，相關立法也偏重于信息披露，對金融隱私的保護不力，法律效力層級不一，因此亟需建立一個完備的銀行保密法律體系。筆者在對銀行保密制度產(chǎn)生和確立的歷史、社會背景、發(fā)展現(xiàn)狀進行詳盡分析的基礎上，評析了銀行保密制度在社會發(fā)展中所發(fā)揮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當隱私權利已經(jīng)受到不法查詢的侵害，客戶有權通過行政復議、司法裁決等方式獲得救濟。例如，客戶如果同意銀行向其核算師披露賬戶的有關情況、擔保以及連帶責任等信息，這種同意就需要定期更新。英國著名的森得蘭訴巴克利銀行案6是確立銀行為自身利益披露客戶信息而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一個重要的案例。因此，這種披露可能是面向銀行監(jiān)管機關、稅務機關、司法機關等。法律強制對保密信息進行披露，就是依據(jù)成文法的規(guī)定或法院的命令，可以不受銀行保密義務的限制，而對客戶信息予以披露。在實踐中，銀行為客戶保密的具體手段多種多樣，如允許儲戶用自己認為妥當?shù)娜魏畏绞酱婵?、取款，客戶可以用代號、密碼、化名，甚至虛擬的辦事處、公司、代理人等形式開戶。但是，保密的范圍是否也包括銀行獲知的與客戶財產(chǎn)狀況無關的其他個人隱私（如婚姻狀況等），這是有爭議的。從信息種類上看，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第一，個人身份信息，一般包括姓名、通訊地址、身份證號碼等。不同國家對客戶范圍的理解不同，做法也不盡一致。為了有效地保護客戶的金融隱私權，這些機構和個人也被要求承擔一定的保密義務。正如在“彼得森”案中，原告是以侵犯隱私權為由起訴，但法院認為不足以構成公開他人私人生活的侵權行為，所以轉而依據(jù)“默示條款”理論判決原告勝訴。因此認定銀行為客戶保密是一種合同義務還需要從合同法的有關法學理論中獲得支持。隱私權是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一種人格權?！澳緱l款”理論與“附隨義務”理論從銀行與客戶的契約角度，確認了銀行對客戶信息保密義務源于雙方間的契約?！薄澳緱l款”理論將銀行與客戶的關系視為合同關系，即銀行對客戶負有合同及合同法上的保密義務，這一理論被認為是英美法理論的巨大發(fā)展。20世紀30年代，由于德國法西斯的暴力逼迫，德國公民特別是猶太人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幾乎全部轉入德國國家銀行，猶太公民權利遭受嚴重侵害。如果銀行不當披露或使用，便會對客戶隱私權造成嚴重的侵犯。銀行作為為社會融資的中介機構，其對客戶的保密義務正是建立在這一公共利益的基礎之上的。在1924年“圖爾尼爾”案判決做出之前，法院一般認為銀行保守客戶秘密只是一種道德義務而非法律義務，銀行也通常將為客戶保密視為一種習慣，而非強制義務。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銀行保密法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謨拉比法典，古羅馬時期也已經(jīng)有了銀行保密的習慣?！薄栋拈T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九章“職業(yè)保密”第78條第1款第二章 銀行保密制度的產(chǎn)生及理論基礎銀行保密制度是銀行與客戶關系中的一個重要法律問題。在此基礎上，界定銀行保密制度的范圍，信息披露作為銀行保密范圍的例外，是銀行保密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雖然現(xiàn)有的研究和探討還很少提出對我國銀行保密立法的全面構想，但至少為借鑒國外銀行保密法和完善我國的銀行保密法律體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談李榮在《金融隱私權與信息披露的沖突與制衡》一文中分析了當涉及毒品及洗錢等可疑交易而需要披露客戶信息時，銀行保密義務就與反洗錢產(chǎn)生了沖突。但是對于這一法定義務在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有著不同的理論依據(jù)。然而在最近幾十年里，銀行保密義務總是與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如逃稅、洗錢、販毒、貪污受賄等。從理論上看，這些問題實際上是銀行保密與信息披露之間、個人隱私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因此，法律又創(chuàng)設了銀行保密制度的例外規(guī)則，即在特定情形下，銀行有義務對客戶相關信息進行披露。我國法律對銀行保密義務缺乏系統(tǒng)的規(guī)定，在實踐中也往往忽視對金融隱私權的保護。目前國內(nèi)對銀行保密制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對制度的概略性表述上。（阮品嘉1998）除以上兩種理論之外，岳彩申（2000）在美國銀行保密法的理論與實踐中還提出過“代理關系”與“當事人合理期待”等觀點。王銳等人的《完善我國個人信用征信體系的法學思考》一文從信用征信與金融隱私的矛盾出發(fā)，論述了征信中敏感信息在非授權第三方之間傳播侵害個人隱私權的問題。第三，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國目前關于銀行保密立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文章在分析瑞士與美國銀行保密制度的基礎上，提出解決這些法律問題的相應對策。此外，銀行保密的對象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客戶信息資料的秘密，另一類是銀行內(nèi)部自身的秘密。1922年英國最高法院判決的圖爾尼爾訴英格蘭國家地方聯(lián)合銀行案1被認為是英美法系國家關于銀行保密義務方面判例法的最早源頭。而為客戶進行保密，將避免具有競爭優(yōu)勢的信息為競爭對手所獲知，從而有利于經(jīng)濟效率的提高。因此，銀行的保密制度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商業(yè)銀行業(yè)務運作的一個重要方面。銀行所獲知的客戶金融隱私，自然屬于隱私權的保護范圍。1924年，英國上議院通過“圖爾尼爾”案，以“默示條款”理論最先確立了銀行對存款人的保密義務。“附隨義務”并不意味著附屬，而是為了彌補當事人約定義務乃至法定義務的不足。沃倫和路易斯該案中，法院認為，在銀行與借款申請人之間存在不平衡關系，雙方締約之前，銀行即要求借款申請人完全披露所有有關信息，這使客戶處于危險的劣勢處境。銀行為客戶保密依據(jù)對隱私權的保護義務是一種絕對義務，而作為合同義務則是一種相對義務，二者存在著競合的問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與銀行有特定關系的其他一些機構或個人也有可能接觸到銀行客戶的金融隱私。一般認為，在銀行開立賬戶的人被稱為“客戶”。不論銀行泄露哪一類客戶的信息資料，都有可能對其造成傷害。它們可能反映出個人的職業(yè)背景、消費習慣、投資偏好，甚至性格特點、不良嗜好和交際圈子，從而形成一種個人“形象”。銀行保密義務要求銀行除了在某些例外的情況下，應當為客戶的信息資料保守秘密，不得泄漏或者使用這些信息資料。在“圖爾尼爾”案中，英國法院確定了銀行保密義務的例外情況，即在下述四種情形下，銀行不必遵守保密義務，可以給予相應的信息披露：（1）法律規(guī)定銀行披露客戶賬戶信息及其他情況；（2）銀行對社會和公眾負有的義務要求其披露客戶的賬戶及其他情況；（3）銀行本身的利益要求透露客戶的賬戶及其他情況；（4）客戶明示和默示允許銀行披露客戶的賬戶及其他情況。當公共利益需要銀行對某些客戶信息予以披露的時候，即使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仍可以要求銀行進行披露。盡管從理論上看為銀行利益進行披露可以作為銀行信息披露的理由，但是這一理由一般并不會得到法院的支持。一般說來，銀行應當取得客戶允許披露其信息的書面同意，這種同意既可以是無條件同意，也可以是附條件的同意。但是，由于客戶的默示同意往往因缺乏直接證據(jù)而難以判斷，因此其適用也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nèi)?！苯Y 論 初看起來，銀行保密制度只是一項簡單的法律制度，只涉及到對客戶隱私權的保護。本文在全面分析銀行保密制度的發(fā)展背景及所面對問題的基礎上，分析借鑒了國外相關立法經(jīng)驗，提出了一套沖突的協(xié)調原則與解決途徑。Sons,1994:24[2][J].現(xiàn)代法學，2000,22[3]:99[3][M].蘇力，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613[4][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0[5][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0[6][J].中國司法，1999,(9):33[7]Samuel ,Louis Right to Privacy[J].Harvard LawReview,1890,4:193[8][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