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偷水”事件 岳村以傳統(tǒng)的農業(yè)種植為主，主要通過引江河水及水庫蓄水灌溉，基礎水利設施貫穿整個村莊。于是在六組抽水的時候，靠近水渠的七組村民經常偷水。 失去了搭六組便車的機會后，七組不得不增加了抽水的次數(shù)，費用隨之上漲。這種情況多了之后，愿意掏錢買水的農戶減少，村民們也越來越依賴于個人掏錢從靠近農田的私人魚塘抽水灌溉。然而，農民在作出行為選擇時，“實際上……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這就形成了農民的一種特殊的行動邏輯：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吳理財，2003）。而隨著供給者數(shù)量的減少，其承擔的供給成本增加，當其獲益不足以抵消成本時，進一步增加了投機行為的出現(xiàn)。不僅僅是村莊水利，村民投機行為還存在于村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村莊文娛設施建設、機井挖掘、田壟修繕等。在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下，集體決策陷入馬拉松式的漫長等待，最終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要么有人冒著“危險”領頭參與，集體目標達成；要么大家一直耗著，最后不了了之，集體行動失敗。盡管鄉(xiāng)村電網改造完成，但這種供給模式并沒有變化。問他們?yōu)槭裁床粚ν惦娦袨檫M行懲罰，村民們要么說“人家村干部都不管，我一個農民擔心個啥”，要么認為“都是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抬頭不見低頭見，要是告密被他知道了，影響相互之間的關系”，更多的人提出“電是公家的，偷就偷唄，又不是用我的，更何況別人都沒說什么，我瞎操什么心”。就像上面所聽到的，既然侵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我為什么要關心呢？同時，公家與私人的分化，使得村民在利用承包地的時候存在竭澤而漁的行為，恨不得把土地幾年的肥力在半年之內全用完，從而使得土地肥力下降，生產能力降低，影響村莊整體資源利益的可持續(xù)供給。于是，少數(shù)精英獲得了大多數(shù)公共利益，集體利益產生潛在損失。而村莊大戶同樣為理性人，其為了實現(xiàn)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承擔大部分供給成本的行為選擇是建立在損害集體隱形利益的基礎上的，也是對村莊集體利益遠期憧憬的侵害。因為曹、鄭兩家剛好位于下坡拐角處，加上道路兩旁的樹木遮擋，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是對村民切身利益的隱性侵害。從長遠來看，這會形成村莊集體行動的“專制主義”，容易使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朝著有利于精英利益的方向發(fā)展，是對村莊長期利益的隱形損害。但實踐證明村民自治仍然停留在政策層面，政府依然是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主角。在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集體決策中，一致通過是集體選擇的最優(yōu)狀態(tài)，但個體的偏好差異增加了一致通過的組織成本與協(xié)調難度，隨著成員數(shù)量的增加，一致通過成為了理論存在。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水庫水源主要依靠天然降水補給，于是出現(xiàn)了季節(jié)性明顯的豐、枯水期，在枯水期需要從鄰村的水庫中引水進行水源補充。有的村民認為“反正我用不到水庫的水，水庫有沒有水與我無關”，有的人覺得“沒有了水庫的水，我可以通過其它的途徑進行灌溉”，還有的人則因為“水庫是大家的，我不關心，總會有人會想辦法的”，而那些農田灌溉與水庫密切相關的村民則四處動員，以求解決水庫供水問題?！耙皇乱蛔h”提出的經濟基礎為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的推行，目的在于推動基層民主，鼓勵村民參與。在村莊公共物品供給的集體決策中，村民通過理性計算來決定自己的行為選擇，表現(xiàn)為投票權的博弈。 四、結論與討論集體行動困境一直困擾著村莊公共物品的供給，從“大鍋飯”到“搭便車”，村民理性及利益博弈帶來的利益集團對立分割了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整體性，對公共責任與個體責任的明晰則降低了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積極性。以鄉(xiāng)村自治為代表的基層民主的發(fā)展終究會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村民成為真正的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主體將是必然趨勢。第二，推進村民自治和決策民主。第四，構建小集團供給模式?；蛟S，岳村的個案調查研究只是對轉型期我國村莊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物品集體供給的一個區(qū)域性認識，具有局限性。參考文獻：（1） 陳潭、劉祖華：《精英博弈、亞癱瘓狀態(tài)與村莊公共治理》，《管理世界》，2004年第10期。（5） 符加林、崔浩、黃曉紅：《農村社區(qū)公共物品的農戶自愿供給——基于聲譽理論的分析》，《經濟經緯》，2007年第4期。（9） 劉能：《中國鄉(xiāng)村社區(qū)集體行動的一個理論模型：以抗交村提留款的集體行動為例》，《學?！?，2007年第5期。（12） 宋敏：論多中心理論視角下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體制》，《經濟縱橫》，2006年第8期。（16）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xiāng)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5年。說明：原載于《公共管理學報》2010年第3期，引用和轉載請注明以發(fā)表期刊文本為準。（18） 張林秀、李強、羅仁福、劉承芳、羅斯高：《中國農村公共物品投資情況及區(qū)域分布》，《中國農村經濟》，2005年第11期。（14） 王俊：《農村公共品“搭便車”現(xiàn)象與有效供給對策》，《財經界》，2006年第2期。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5年。（6） 賀雪峰、羅興佐：《論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均衡》，《經濟學家》，2006年第1期。（3） 樊寶平：《資源稀缺性是一條普遍法則》，《經濟問題》，2004年第7期。同時，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政府行政觸角并沒有完全退出鄉(xiāng)村社區(qū)，鄉(xiāng)村市場也沒有完全得到開發(fā)，經歷了數(shù)千年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村民既沒有完全擺脫傳統(tǒng)思想的束縛，也沒有成熟的現(xiàn)代科學民主意識，在村莊集體供給模式中，其行為選擇將呈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因素交織影響的印跡。賀雪峰等通過調查湖北荊門的“劃片承包”，認為以重新調整農地為基礎的“劃片承包”可以有效解決農田水利某些超越農戶層次的問題，關鍵在于邊緣化搭便車行為（賀雪峰、羅興佐、陳濤、王習明，2003）。第三，實施“有償”供給。本文認為，在新農村建設的大背景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開辟解決村莊公共物品集體供給困境的途徑：第一，建立村莊選擇性激勵機制。在利益博弈背景下，我們看到集體行動困境已經成為村莊公共物品集體供給的常態(tài)，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與環(huán)境的變換，影響集體行動的因素也變得復雜、多變，用發(fā)展的觀點來分析該問題成為繼續(xù)研究的重要前提。由于每個人利益偏好存在差異，集體選擇的組織、協(xié)調成本上升，增加了集體行動的困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與完善，村民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民主意識逐漸強烈，對村莊的集體選擇有了一定的影響。需要說明的是，那些對水庫干涸持冷漠態(tài)度的村民主要為外出務工人員。前幾年，鄰村愿意從他們村的水庫提供水源補給的便利，但到了08年，鄰村開始以“沒有從該水庫中得到任何實惠”為由，拒絕為水庫補給水源，使得水庫陷入了干涸的困境。在村莊公共物品的集體供給中，只要符合大部分村民利益并是他們急需的，都能得到村民的擁護，并都愿意出資出力，但這并不代表公共物品就能實現(xiàn)有效供給，原因在于村民是否愿意出資，出資多少都是依據其受益份額來做出的。而隨著農業(yè)稅的取消和“一事一議”制度的確立，村莊公共物品的供給重新進入了村民集體供給模式。但奧爾森在理性人假設的基礎上，指出理性的個人并不會促進集團共同利益的實現(xiàn)。依照岳村依路建房的趨勢，現(xiàn)在建成的道路既有可能影響鄉(xiāng)村布局，也會限制各類資源的開發(fā)與利用，是對集體長遠利益的損害。曹、鄭作為村莊大戶，家資殷實，生活水平較高，擁有小車等現(xiàn)代化高檔消費用品，對改善村莊道路的要求最為強烈，因此愿意出集資的大部分修繕村莊道路，條件即是修好的村莊道路將直接從其家門口通過。改革開放后，沿海城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發(fā)展，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去處，鄉(xiāng)村能人走出農村，通過打工、創(chuàng)業(yè)，成為鄉(xiāng)村新的精英，他們擁有富余的資金、豐富的人脈和寬廣的視野，成為村莊公共資源的又一來源，產生了大戶出資供給公共物品的制度外供給模式，成效斐然?！保▕W爾森，1995，第29頁）在這種異質性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