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起的效果，這個理論體系就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成本從根本上影響一個經濟體系的運行，交易費用理論為我們分析企業(yè)的邊界如何界定、社會資源如何實現優(yōu)化配置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企業(yè)為什么存在、企業(yè)如何確定自己的邊界呢?科斯（1937）認為，企業(yè)的存在是為了節(jié)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yè)內交易替代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企業(yè)的規(guī)模被決定在企業(yè)內交易的邊際費用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費用或等于其他企業(yè)的內部交易的邊際費用那一點上，是選擇市場還是選擇企業(yè)，取決于兩種形式的交易費用孰高孰低。（盧現樣 2004）。威廉姆森（O1iver wilhalnson，1975）在科斯的基礎上深化了交易費用的分析，指出了交易費用產生的原因。威廉姆森認為決定市場交易費用的因素可以歸納為兩組：1交易因素，交易因素主要是指市場的不確定性、潛在的交易對手的數量以及交易物品的技術特性如資產專用性程度和交易頻率；2人的因素，即交易主體人性的假定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芮明杰、袁安照 現代公司理論與運行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8 ）總而言之，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論點主要涵蓋如下5點：（l）市場和企業(yè)是相互替代而不是相同的交易機制，因而企業(yè)可以取代市場實現交易；（2）企業(yè)取代市場實現交易有可能減少交易的費用；（3）市場交易費用的存在決定了企業(yè)的存在；（4）企業(yè)在“內化”市場交易的同時產生額外管理費用，當管理費用的增加與交易費用節(jié)省的數量相等時，企業(yè)的邊界趨于平衡（不再增長擴大）；（5）現代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及企業(yè)節(jié)省交易費用的努力是資本主義企業(yè)結構演變的唯一動力。（盧現樣2004）交易費用概念被一般化后，其內涵擴展為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為經濟制度的分析奠定了基礎?，F代西方產權理論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科斯的論文《企業(yè)的性質》的發(fā)表，奠定了“交易費用”學說的基礎；1960年，科斯又發(fā)表了《社會成本問題》，自此，產權經濟學才逐漸形成并發(fā)展起來，他的主要思想被冠以“科斯定理”（CoaseTheorem）而寫入1988年出版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百科全書》。科斯定理是關于產權安排、交易費用、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定理。科斯定理不是科斯本人提出的，而是斯蒂格勒（Stigler，1966）、考特（Cooter，1987）等人對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核心思想所進行的概括?？扑梗?937）在《企業(yè)的性質》一文中指出，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就能節(jié)約某些市場運行的成本。新制度經濟學家發(fā)現，交易費用就是經濟制度運行的費用。1960年，科斯在其《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費用為零，則無論權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也就是說，市場機制會自動地驅使人們談判，使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yōu)。顯然，現實經濟生活中交易費用不可能為零，由此人們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費用為正的情況下，不同的權利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產權的初始界定和分配將影響最終資源，產權越清晰，交易費用越低，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在標準的經濟學里，人們分析問題時總是假設交易費用為零，但這種理想世界是不存在的，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費用與制度形成之間的內在聯系。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導致制度的產生，制度的運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費用。在不同的經濟和法律環(huán)境下，外部性問題存在不同的最佳解決辦法，這就需要我們在幾種制度安排中做出選擇，即進行制度選擇。在科斯看來，選擇的依據是兩個層次上的比較：一個層次是不同的、可供選擇的制度類型的交易費用比較；另一個層次是制度變遷、操作的成本與其帶來的收益的比較?？扑苟ɡ斫沂玖水a權制度安排、交易費用高低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關系，科斯定理另一個意義在于它改變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科斯認為以新古典經濟學占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研究的東西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所以這種經濟學是一種“黑板經濟學”，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在多處強調了“方法的轉變”，他認為傳統(tǒng)理論在討論一種解決問題（如外部性）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時，通常將這些備選方案與帕累托標準進行比較，然后選擇最接近帕累托狀態(tài)的那種方案；科斯指出，這種帕累托最優(yōu)標準是一個理想世界，我們對這個世界幾乎是一無所知，因為它“籠罩在神秘氣氛中”。（芮明杰、袁安照1998）（2）關于產權理論研究。產權（Property Rights），它意味著對特定財產完整的產權，不是單項的權利，而是一組權利或一個權利體系，有時又稱作是一個權利束（a bundle）。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88）認為，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實上它能幫助一個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這些預期通過法律、習俗和社會道德得到表達，產權的所有者擁有其他人的承諾，允許他以特定的方式運行；產權具有造福和傷害他人的權利，具體規(guī)定了如何使人們受益，如何使之受損，以及為調整人們的行為，誰必須向誰提供補償等。產權具有兩大重要功能，即激勵功能和約束功能。產權的確立使外部性內在化，便產生了激勵；如果外在責任內部化（實施產權時，原由他人承擔的不利后果轉由產權主體承擔），便產生了約束（朱國清，2004）。由此看來，產權常常是利益分配的依據，既定的產權制度安排，也就決定了經濟主體預期收益和行為選擇。諾思（1991）認為，“產權本質上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這一概念既強調了產權的行為性——排他性行為，又強調了產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產權主體排斥他人的關系。Furubotn和SPejovech(1995）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guī)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種關系的成本。因此，對共同體中通行的產權制度可以描述為，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的經濟和社會關系”?！杜＝蚍纱笤~典》（1988）的解釋是：產權亦稱財產所有權，是指存在于任何客體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權利，它包括占有權、使用權、出借權、轉讓權、用盡權、消費權和其他與財產有關的權利。我國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產權的概念進行了描述。黃少安（1995）認為，產權就是對財產的權利，也即對財產的廣義的所有權，包括歸屬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它是人們（主體）圍繞或通過財產（客體）而形成的經濟權利關系，其直觀形式是人對物的關系，實質上都是產權主體（包括公有主體和私有主體）之間的關系。魏杰（2000）也將產權定義為“財產權利”，并認為：“財產權利有多種形式，如物權（包括所有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其中物權即所有權是一切其他財產權利的基礎”。在《現代產權經濟學》（張軍，1994）一書中，張軍認為完備的產權包括：使用權（在權力所允許的范圍內以各種方式使用權利）、用益權（在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可以享受從事物中所獲得的各種利益）、決策權（改變事物的形狀和內容）以及讓渡權（通過出租可以把用益權轉讓給別人或把所有權出售給別人）。產權的屬性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產權的排他性、產權的可分割性、產權的可分離性和產權的不完備性產權的排他性實質是產權主體在行使對某一特定資源的一組權利時排斥其他主體對同一資源行使相同的權利，可分離性是指針對特定財產的各項產權可以分屬于不同主體的性質，可分割性指產權中的任一權利可以進一步細分，產權的不完備性即產權中的各項權利將受到法律、習俗等規(guī)范的限制。產權理論的主要觀點可概括為：（l）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不是商品買賣，而是權利買賣人們購買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權利。（2）資源配置的外部效應是由于人們交往關系中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稱，或權利無法嚴格界定而產生的市場運行的失敗是由產權界定不明所導致的。（3）產權制度是經濟運行的根本基礎，有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組織、技術和效率。（4）嚴格定義或界定的私有產權并不排斥合作生產，反而更有利于合作和組織。一種私有產權制度會產生出非常復雜、合作效率極高的組織，但這種復雜的組織是以私人產權的自由交易形成的。所以明確界定私人產權是為有效地尋找最優(yōu)體制奠定制度基礎。而自由的交易對尋找有效率體制的作用比分配商品的作用重要得多。（5）在私有產權可以自由交易的制度下，中央計劃也是可行的，只要計劃是有效的，就可以使自由交易雙方得利。產權制度是經濟運行的基礎，有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組織、什么樣的技術、什么樣的效率。產權是一個組織建立的制度基礎，產權安排決定組織形式的選擇及內在治理結構根據產權的性質，企業(yè)產權制度可分為業(yè)主制企業(yè)、合伙制企業(yè)、公司制企業(yè)和有限合伙制企業(yè)，等等公司制企業(yè)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兩種主要形式，公司制企業(yè)的突出特點是公司股東以其所認繳的出資額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司則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公司制企業(yè)的出現解決了企業(yè)籌措資本的問題，同時也帶來了委托代理和激勵與約束的問題。（3）關于公司治理理論研究。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稱“公司治理結構”、“法人治理結構”、“公司治理機制”等。自1932年美國學者貝利和米恩斯提出公司治理結構的概念以來，眾多學者以超產權理論、兩權分離理論、委托代理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從不同角度對公司治理理論進行了研究。1）以股東所有權理論為基礎的單邊治理理論將公司理解為一個由物質資本所有者組成的聯合體，公司的權力只能在所有者之間分配。因此，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股東通過何種制度設計使經營者在自己的利益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其實質是所有權對經營權的約束與監(jiān)督問題。 “股東利益至上”的單邊治理理論主要有兩種理論流派:一是剩余索取權理論。二是剩余控制權理論。2）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的多邊治理理論認為，公司不僅僅是一個由資本所有者組成的聯合體，更重要的是它在本質上是為物質資本所有者、人力資本所有者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契約關系充當聯接點。因此，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被定義為股東、債權人、職工等利益相關者之間有關公司經營與權利的配置機制。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公司成為這種理論對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核心思想。吳敬璉（1994）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所有者、董事和高級執(zhí)行人員即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張維迎（1996）認為，狹義地講，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有關公司董事會的功能、結構、股東的權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廣義地講是指有關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這些安排決定公司的目標，誰在什么狀態(tài)下實施控制，如何控制，風險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業(yè)成員之間分配這樣一些問題。費方域（1996）認為，公司治理是一種合同關系，是一套制度安排，它給出公司各相關利益者之間的框架，對公司目標、總的原則、遇到情況時的決策辦法、誰擁有剩余索取權的決策規(guī)則，用于代表和服務于出資者（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主要內容是設計控制內部人機制。林毅夫（1997）認為，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所有者對于一個企業(yè)的經營管理和績效進行監(jiān)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安排。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公司治理結構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其目的是績效，以產權為主線、建立在委托代理關系基礎上的公司權力機構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經理層構成。因此，代表公司從事商業(yè)活動的權力以及相應獲得的利益在股東大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經理層之間進行劃分和分配，這種權力機構和權力利益分配關系是公司的內部治理機構和機制。公司外部治理是以競爭為主線的外在制度安排，是公司內部機構以外的利益相關者、市場等機構通過公平的競爭機制、充分的信息機制、客觀的市場評價以及優(yōu)勝劣汰機制來對公司治理產生作用，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債權人、員工、政府及公眾機構，市場包括產品市場、資本市場、經理人市場、勞動力市場等本文重點研究公司內部治理問題。公司治理的要旨在于明確劃分股東、董事會、經理人員和監(jiān)事人員各自的權利、責任和利益，形成了互相間的制衡關系，最終保證公司制度的有效運行。公司治理使企業(yè)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執(zhí)行機構和監(jiān)督機構之間相互獨立、權責分明，在企業(yè)內部形成激勵、約束、制衡的機制。它使出資者、經營者、生產者的積極性得以發(fā)揮，行為受到約束，利益得到保證，可以達到出資人放心，經營者精心，生產者用心，從而促進企業(yè)的發(fā)展。公司治理的目標是降低交易費用和代理成本，提升企業(yè)價值，保護和實現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4）關于制度變遷理論研究。現代西方制度變遷理論是以科斯、諾思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說為主要內容。1）制度變遷中的產權理論。諾思認為，產權結構主要在兩個方面推動制度變遷：首先是依靠產權結構創(chuàng)造有效率的市場。市場的有效性意味著充分界定和行使產權，它意味著創(chuàng)造一套促進生產率提高的約束變量。市場無效率的根本原因是產權結構無效率，因此制度創(chuàng)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產權結構的創(chuàng)新。另一方面，技術的變化、更有效率的市場的拓展等最終又會引致與原有產權結構的矛盾，于是形成相對無效率的產權結構。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調整產權結構，進行產權結構的創(chuàng)新。其次是依靠產權結構推動技術進步。諾思認為，技術進步率的提高，既緣于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又出自發(fā)明者能獲取發(fā)明收益較大份額的可能性。如果缺乏產權，就會喪失發(fā)明的動力。2）制度變遷中的國家理論。諾思分析方法的獨到之處在于將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結合起來。在他看來，關于制度變遷的國家理論既要解釋造成無效率的產權的政治或經濟組織的內在的活動傾向，又要說明歷史上國家本身的不穩(wěn)定性，即國家的興衰。 （3）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諾思認為，新古典理論不能解釋兩種行為：一是包括“搭便車”在內的機會主義行為；二是對自我利益的計較并不構成動機因素的行為，即利他主義行為。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突破了新古典理論限于嚴格的個人主義的功利性假設，明確指出“變遷與穩(wěn)定需要一個意識形態(tài)理論，并以此來解釋新古典理論的個人主義理性計算所產生的這些偏差”。在諾思看來，意識形態(tài)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制度安排。例如，在界定和執(zhí)行產權的成本大于收益的情況下，不能用產權來解決“搭便車”問題，這時就要靠意識形態(tài)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行為方式，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如果集團的每個成員具有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具有共同的利益，就容易組織起來實現集團的目標；反之，如果存在分歧的意識形態(tài)，利益目標互不相同，且不了解對方的行為信息，則在集體行